二战轴心国在叙黎的宣传与渗透：纳粹政策宣传伊拉克反英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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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为了逐渐增强轴心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控制，法西斯国家凭借纳粹电台、意大利停战委员会以及亲纳粹的代理人甚至是政府官员等途径，慢慢地增加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宣传与渗透。

  而纳粹德国发表的鼓励叙黎两地赢得民族独立的政治宣言，使得伊拉克政府备受鼓舞，在取得德国给予其经济、军事等援助的承诺后，伊拉克于1941年5月2日爆发了反英大起义。

  1940年法困败降后，叙、黎法国当局倒向维希政权。为了使中东侧翼的战争局势朝着更加有助于轴心国集团的方向发展，德国和意大利加紧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纳粹宣传。

  他们不仅利用饭店、咖啡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传播纳粹思想，而且还通过广播情感类节目以及娱乐性节目等赢得阿拉伯民众对法西斯国家的支持。

  其实，意大利是第一个对阿拉伯世界进行短波广播的轴心国，这始于1935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此后，意大利的巴里电台不断鼓吹意大利是地中海国家的真正解放者，以及墨索里尼是教唯一保护者的观点。

  1940年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在罗马签订后，意大利便着手向叙利亚和黎巴斯派遣停战委员会。8月底，五名意大利高级专员前来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特别要保证落实关于释放被拘留的轴心国人员，削减法国驻军到只需维持境内治安的最低限度，并将库存军需物资加以封存或适当处理。

  同时，随着意大利人的不断到来以及纳粹思想的深入传播，意大利停战委员会的总部由都灵迁往贝鲁特，但是，这却遭到了法国高级专员的敌视与，曾寄希望于由意大利将叙黎两地转变为纳粹基地的德国不得不另寻他法。

  德国的柏林电台将来自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流亡者作为宣传法西斯思想的工具。这一电台不仅大力提倡反犹太主义，而且还向阿拉伯世界大量灌输犹太人会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并将阿拉伯同胞驱逐在外的思想，这使得叙黎两地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政治运动的领袖们更加倾向于轴心国。

  与此同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遭到了柏林电台的攻击，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亲自由法国者也受到维希政府的迫害。1940年9月，陆续前往叙黎的德国人加强了同东地中海地区的交流和联系，慢慢的变多的德国居民以及法西斯的支持者获得释放。

  他们不仅费尽心思地赞美阿拉伯文化的悠远与独特，而且极力劝告阿拉伯人应积极借助纳粹德国的支持来赢得最终的民族独立。

  面对外界的诱惑，叙黎两地的政治家们热忱的接待了这些德国人，他们所发表的支持泛阿拉伯主义言论深深地触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内心，这使得轴心国在中东侧翼获得了一定的民意支持，但这并不代表德国对叙利亚、黎巴嫩的介入就此停止。

  1940年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的签订为德国插足中东事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因为纳粹德国除了能继续使用宣传法西斯思想的柏林电台外，还能够派遣亲德代理人甚至是政府官员对叙黎两地进行直接渗透。

  这些代理人常常伪造护照，并以流亡他国的德国籍犹太教徒、游客、记者、考古学家等身份前往叙利亚和黎巴嫩。实际上，他们不仅在叙黎两地大量收集情报，而且还与德国的间谍机关阿勃维尔有着频繁的联系。

  除此之外，面对叙黎两地的民众对意大利停战委员会的不断指责，纳粹德国慢慢地认识到派遣一名德国全权公使前往贝鲁特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它的使命就是协调意大利停战委员会与法国高级专员的关系。

  1941年1月，德国外交部专家奥托-冯·亨蒂希来到贝鲁特，他此行的目的是煽动中东地区进行反同盟国起义，并使其有力地配合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等地发起的军事行动。

  当然，尽管轴心国千方百计地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广泛宣传与重点渗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叙黎两地的民族主义者完全赞同法西斯理念，他们只是试图借助轴心国与同盟国的矛盾冲突赢得自身最终的民族独立罢了。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伊拉克与叙利亚、黎巴嫩分别称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相似的政治命运使得二者十分渴求摆脱大国的羁绊与束缚。

  与此同时，英国以国际联盟授予的权力为幌子，对伊拉克的内政、外交等事务横加干涉，这种恶劣行径遭到了伊拉克举国上下的激烈反对。

  而且，面对轴心国对叙黎的宣传与渗透，伊拉克迫切希望得到纳粹德国的援助与支持以彻底结束英国对其的殖民统治。正是在此背景下，伊拉克于1941年爆发了谋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反英大起义。

  当时正值二战爆发初期,纳粹德国猖獗一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席卷欧洲大陆。而且还侵入北非国家，疲于应对战争的英国无暇顾及伊拉克的国内局势。

  趁此机会，1941年4月1日亲轴心国的拉希德·阿里·盖拉尼与伊拉克的军官“四大金刚”，以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阿明·侯赛尼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将亲英的塔哈·哈希姆政府推翻，随后成立了以拉希德·阿里为首的国防政府。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掌权，德因不断壮大军事力量并日益要求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这种强调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使得伊拉克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们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有着独特的好感。

  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及其追随者在巴勒斯坦暴动失败后于1939年10月逃往巴格达避难，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只不过，迫于亲英派努里-赛义德的压制，伊拉克那时才没发生反英起义。

  1941年3月到4月间，德军相继在南斯拉夫、希腊和北非取得重大胜利。一时间，德国坦克经土耳其直取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变得很之大。

  当获知纳粹德国将通过叙黎两地给予伊拉克物资和军事援助的消息后，5月2日，伊拉克部队与英国驻哈巴尼亚的空军发生激战，为避免纳粹德国及意大利威胁英王在叙利亚、黎巴嫩的战略利益，英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拉克成为纳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反英基地。

  换言之，只有严厉此次起义才能维护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核心利益。为此，英国详细制订了占领巴士拉、攻占哈巴尼亚基地、攻取费卢杰和巴格达等地的作战计划。

  德国方面则由于忙于进攻克里特岛，而没有兑现援助伊拉克的承诺。就使得过度信任德国的伊拉克起义最终于5月29日，以拉希德·阿里、侯赛尼等人的出逃而宣告结束。

  总之，英国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挽回了同盟国在北非一地中海战区的不利局面，并极大地维护以及保障了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而纳粹德国不仅没有如期兑现给予伊拉克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承诺，更使其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地的境遇愈发艰难。换言之，伊拉克被轴心国对叙黎两地的宣传与渗透所蒙蔽，它所鼓吹的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只是德国企图赢得二战胜利的筹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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