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杰、孟祥、王银赛：历史的回音和脉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评介

　　2015年6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教授弗·奥·佩恰特诺夫博士与伊·爱·马加杰耶夫副博士合作完成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旨在从全新的角度详细地理解阅读1941年7月至1945年12月期间，苏美英反法西斯联盟领导人以书信为媒介互通军政情报，协调对敌立场，统筹战争全局，开展联合行动，以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心理活动。该书为首部从俄罗斯的视角全面梳理、介绍和点评“三巨头”书信内容、成信背景和过程的学术专著，内容翔实可靠。本文尝试从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和对处理当代大国关系的启示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

　　世界难见安宁，和平弥足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过去75年，但亲历者和史学家对它的研究和反思却从未停歇。关于二战的各种著述汗牛充栋，史书卷帙浩繁，或展现战争的宏大景观，或记述战场的细节琐事，或研讨大国领导人之间复杂微妙的特殊关系，但将研究触角直抵核心决策层的著述却不多见，从历史和领导人心理的角度对大国外交关系的分析更是凤毛麟角。由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教授弗·奥·佩恰特诺夫（В. О. Печатнов）博士与伊·爱·马加杰耶夫（И. Э. Магадеев）副博士合作撰写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就是这里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它于2015年在莫斯科出版，该书的中译本于2017年由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文尝试从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和对当代处理大国关系的启示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收录了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二战期间869封往来信件，以严格考证的时间为序，原貌再现了三国领导人往来信函的文本，并附有大量的注释和珍贵档案图片。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掌握著作内容，作者按战争年代三大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战争进程的不同转折点，依年代顺序分九章将书信嵌入，并在书信的前后夹叙夹议，读来引人入胜。书信往来的内容涉及许多议题，择其要者概括为九大方面，这九个方面恰恰也是当时三国博弈的焦点，它们事关战时联盟的运行，并对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场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世界大战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各大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手中，职业外交和传统对外政策部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大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在某一些程度上成为战争决策的基本模式，而书信则是领导人联络沟通和军政决策的主要载体。大国领导人以书信为媒介，互通军政情报，协调对敌立场，统筹战争全局，开展联合行动，在危急时刻以此保持最直接的私人接触，并对战时联盟协作积极献计献策。在军事战略筹划能力和外交协作水平方面，三大国同盟远超“轴心国”。不过，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因共同威胁的下降和各自国家利益的凸显，三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伴随有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博弈。读者从书中援引的这些载入史册的真实书信中能清楚地感受到其历史的回音和脉动。

　　就结盟问题，三方领导人共通信32封，时间跨度为1941年7月7日至12月5日。当时三方提出结盟的战略目的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西斯的侵略，但各自的期望值却有所差异。美英希望能够通过苏联在东方战场浴血奋战来牵制德军主力，直到粉碎法西斯德国军队并解放欧洲，从而使美英能够打一场“小打小闹的”“没有人员伤亡的轻松战争”；但苏联被迫要与德国正面交锋，又兼为美英做出人员牺牲，因此要求美英必须对其作战提供物资技术援助，并希望美英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希特勒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但这样一些问题未能得到迅速解决，最后的结果是，以美英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三边两方联盟，边战边谈，不断讨价还价。建立联盟初期遇到的问题在后续的书信中始终与后来新出现的议题相生相伴。

　　有关上述三个议题的讨论三方领导人共通信53封，时间跨度为1941年12月14日至1942年7月22日。通过书信谈判，三方在对苏援助问题上达成共识，即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适用于苏联，英国负责北方海上物资运输和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但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美英出于利己考虑，采取了“拖延”战术，致使斯大林在领导和指挥反法西斯作战过程中，不得不分散精力与西方两位领导人据理力争、不断周旋。战后边界划分是典型的边打边谈的例子。事实上，大国对战后安排和势力范围划分在战争进程中就有所考虑。这也充分证明，必须把战后安排视为战争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只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不考虑战后的政治利益，那将意味着战争并未真正获胜。

　　斯大林对西方不断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和暂停北方护航运输队表示强烈不满，这引发了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危机。1942年7月23日至1943年1月9日期间，领导人信函往来主要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进行，两位领导人重点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护航运输队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相较而言，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信函比较少，原因是他们当时的关注点不一样。美国更关注让苏联向远东渗透，企图把苏联引入对日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使得联盟三角关系中的苏英边和苏美边都出现了紧张关系和正面博弈。正是由于联盟关系龃龉不断，斯大林拒绝参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倡议的“三巨头”首次会晤。史学界有学者觉得，斯大林错过了一次三方深化合作的良机。

　　就这两次会议三方领导人共通信93封，通信时间始自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的1943年1月26日至1943年7月15日。卡萨布兰卡会议于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与会者有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的最高指挥官，从北非和伦敦来的法国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唯独没有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也接到了邀请，但他以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关键时刻为由拒绝参会，其更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次会议不合时宜。但在战争中期召开的这次会议无疑很重要，不仅讨论了二战后期非洲、地中海、太平洋战局和尔后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问题，还就加强对德国的轰炸、土耳其在战争中的立场，以及亚洲殖民地的命运问题进行了磋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宣布了三项决定：一是确定1943年英美盟军的进攻方向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西里岛；二是美英两国把各自支持的法国政治首脑吉罗和戴高乐硬拉到一起，强迫结成联合政府；三是首次提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迫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给斯大林写信通报了此次会议精神，斯大林回信中对此次会议导致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再次推迟表示不满。事实上，在三国联盟的合作中，不仅苏联领导人与英美领导人之间有分歧，围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地中海地区和缅甸的军事行动问题，经常站在同一边的英美之间也有分歧。为了化解矛盾，罗斯福和丘吉尔率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于1943年5月12日至2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没有苏联参加的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双方讨论了“哈斯基”行动计划和援华问题，并承诺在打败德意后继续与太平洋国家和苏联合作，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总之，在战时联盟中，美英通气对表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关乎苏联利益的问题上，英美经常私下先达成共识后再向苏联“摊牌”，这也是斯大林在联盟中对美英一直存有戒心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制定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联盟协同战略和召开莫斯科外长会议及德黑兰会议

　　该阶段共通信93封，时间跨度为1943年8月5日至1944年1月4日。联盟协同行动战略确定三国首先必须对被解放国家制定统一政策。除此之外，三方通过往来信函还顺利达成了对势力范围的划分。美英坚持将意大利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斯大林则坚决捍卫苏联对意大利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建立了有苏联参与的意大利问题军事政策委员会。同时，斯大林效仿西方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做法，在东欧也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召开莫斯科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国都同意采取一定的措施缩短战争进程，并在《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就战后安排达成共识，同意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该阶段是西方与苏联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召开德黑兰会议。这是“三巨头”战时的首次会晤，因此三方对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看重，并试图在选择时间和地点的较量中，显示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最后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会议地点选在德黑兰。这次会议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在西方人眼中的负面形象。

　　该时期共通信88封，时间跨度为1944年1月4日至6月5日。美英同苏联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对待波兰本土卢布林政府与驻英的态度上截然相反。苏联支持卢布林政府，并坚持以寇松线年巴黎和会的一个委员会划定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是以该委员会主席英国外交部长寇松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为刚刚爆发的俄国与波兰的战争停火线提供划定根据。不过，最终的界线由于波兰军队在随后的战争中取胜而有所改变。根据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条约》，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割让给了波兰，使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暂时搁置下来，但它始终是苏联的一块心病。因此，苏联想借参与战后安排之机夺回失去的领土。最后，美英出于仰仗苏联抗击德国进攻的需要，被迫向苏联做出让步，同意按寇松线划界，也基本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改组波兰的建议，从而化解了盟友之间的不信任危机。此外，同盟国还讨论了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和瓜分投降的意大利海军的问题，战后合作、正常履行对苏租借法案、美英盟军登陆法国实施“霸王行动”，以及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等事宜。

　　通信时间跨度为1944年6月6日至1945年2月3日，三国领导人共通信192封。书信围绕布雷顿森林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让德国附庸国退出战争并与之签订和约等问题展开。政治领导人对作战问题也进行了干预——如讨论划定盟国军事行动区的隔离线、友军之间如何建立热线联系、组织考察被攻占的德国军事目标及最新武器装备等。该阶段盟国之间慢慢的出现离心倾向，美英对苏患得患失，常视苏联为其继德国之后的潜在敌人。此外，该阶段的往来书信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酝酿“三巨头”的第二次会晤。在这一问题上，三方对会晤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争论不休。

　　为筹备雅尔塔会议，三方领导人从1945年2月5日至4月11日共通信40封。由于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因在二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人员牺牲完全“征服”了西方，选择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三巨头”会议完全是斯大林的意思，尽管当时苏联因战争破坏惨重并不具备召开会议的条件，但苏联仍竭尽全力为这次会议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雅尔塔会议对缓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矛盾、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以及二战后惩处战争罪犯、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影响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围绕波兰政府组成、协调美苏对日军事行动计划、美军司令部希望获得在滨海地区驻扎空军的权利，以及美国私下在伯尔尼与德国单独接触等事，三方互不相让，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议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次会议而诞生的雅尔塔体系一直运行至1991年苏联解体。

　　针对这两次会议，三国领导人共通信91封，时间跨度为1945年4月13日到12月23日。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逝世，新总统杜鲁门上台，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被新首相艾德礼所取代。尽管战争结束后书信往来仍在持续，但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开始出现松动甚至裂痕，如美单方面中止执行租借法案。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重点讨论了波茨坦会议的时间，此外，还用较多篇幅讨论了德国的投降问题。各方在这一问题上锱铢必较，甚至对投降日期的选定也达到了“分秒必争”的地步。最后，英美两国总统为了抢占先机，未按事先与斯大林商定好的时间表，即三方在同一时间宣布5月9日为胜利日，而是提前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布了胜利日的消息。至此，反法西斯联盟已貌合神离，苏联已然由盟友变成潜在对手。实际上，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就迫不急待地命令英国军方制定了针对苏联的代号为“不可思议行动”的战争计划和“防御英属岛屿免遭苏联入侵”的预案。在这一阶段，美苏领导人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围绕战后世界领导权之争而展开。为了化解联盟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三方举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外长会议，重新再回到谈判桌前讨论一些遗留问题。

　　本书从分析“三巨头”往来书信的成信背景和“三巨头”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入手，探索了二战史研究的新视角。作者用生动而精辟的语言诠释了隐藏在书信背后的“潜台词”、大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和二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等鲜为人知的史实，它就像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宝库，不同的人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鲜活的原始素材。总的来说，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苏（俄）对于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书信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曾以官方名义首次出版过书信集，并使其成为全世界二战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来源，也是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的唯一全本。迄今为止，受研究方法和参考文献所限，西方学术界对三国领导人的往来书信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斯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最为缺乏，从而直接限制了对战时领导人互动交流和大国关系演变研究的深入。这本书的作者结合最新解密史料，以不同于西方的俄罗斯人视角，对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所涉及事件的历史背景、成信背后的故事和政治家写信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描述，立体、直观地将三方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立场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经过研究考证发现，信函出炉的过程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不完全一样，凸显了不同制度国家战略决策机制上的差异。例如，苏联一方信函的内容基本上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决定，起草完成后的书信交由苏联政治局元老和外交人民委员会成员传阅；基于内阁掌权体制，英国内阁会议定期对罗斯福和斯大林发来的信函（尤其是斯大林的信函）进行讨论，然后再委托外交部、参谋长委员会或丘吉尔本人就某项内容予以回复。即便丘吉尔主动起草的信函，也要交给内阁审议。其中有很多信函都经过多道编辑程序，同时所有信函要定期寄给国王和内阁主要成员审阅。一言以蔽之，丘吉尔给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往来书信在白厅要进行广泛的跨部门传抄。这一方面体现了英国民主制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归因于英国政府严格的写信回信程序，确保了“三巨头”往来书信中英国的档案文件保管得最为完整全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相比之下，美国的程序则略欠规范，与苏联相似，区别仅在于参与起草的人员更多，其中的主角不是外交官，而是总统的私人助理和军方人士，主要“操刀者”一般是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在通信渠道方面，斯大林和丘吉尔习惯使用外交密码发送信函，罗斯福则更倾向于绕过国务院通过军用通讯渠道发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斯福与国务院的关系不够顺畅。

　　除了进行纯技术性的档案考察外，挖掘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法也是作者研究的一个新尝试。这种研究角度在此前较少有人触碰，但又十分重要，因为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和思维方法对战略决策有很直接的影响。

　　在书中每一章的开篇，作者都用篇幅不长的导语概述了卫国战争期间各个阶段的特点、书信的主要内容、书信往来的背景以及通信人的性格特征，令读者既能通览全局，又能择要细品，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对三大国领导人书信的解读，离不开战争年代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正如作者所言，信函本身只是一个“穹顶”，穹顶下面隐藏的是恢宏的联盟外交和大国的军事协作。破解书信背后的“潜台词”，不仅要考察每封信的独有故事，更要将其置于当时的联盟背景之下，如此才能跳出传统思维的局限，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战争年代的联盟关系，以全新的方式解读战争现象的纷繁芜杂。

　　书中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对领导人在助手们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的分析，因为修改之处最能反映每位领导人的个性。丘吉尔作为大文豪及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手稿明显具有文学风格，思想也天马行空，挥洒飘逸；罗斯福的信函则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比较平淡，他的信函由于有军方和其他部门参与起草，时而会冒出一些美国式的外交辞令和纯军事色彩的语言；斯大林的语言比较平实，极少夸夸其谈，表达内容具体，用词准确，总是直奔主题，直抵问题本质,与惯于使用民主句式的西方伙伴不同，斯大林擅长使用意识形态用语。

　　当然，对他们三位来说，往来书信首先是讨论问题的媒介，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记录。据罗斯福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罗斯福曾打算卸任后写回忆录。丘吉尔凭借其对历史文学的酷爱，早在战争时期就计划把这些信件写进自己将来的回忆录。在1944年1月未发出的致斯大林的信函中，他建议保留自己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以待历史评说，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打算亲笔书写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成为该书的核心内容。而斯大林虽然并未想过写回忆录，但他也不愿意忽略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自己与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44年12月，他在与戴高乐会晤时，就提到过将来可以发表他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正是心存这些考虑，“三巨头”在写信时格外认真，这也使得书信的语言表达变得更讲究，充满魅力：劝诫时温言婉语，中肯有加；争论时喋喋不休，剑拔弩张；合作顺利时相互不吝溢美之辞，并夹带幽默和会心的笑意。总之，书信或长或短，字斟句酌，承载千钧，意蕴万般。

　　迄今为止，各国史学界对“三巨头”往来书信学术价值的研究和认识远未穷尽，有关“三巨头”往来书信完整的专题研究著作此乃首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W.金伯尔（W. Kimball）出版过三卷本《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并附有详细的注释，后来美国也出版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丘吉尔与杜鲁门的往来书信》，附加了一些简要说明。直至现在，1942年之前丘吉尔的完整书稿出版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无论如何，对斯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仍为空白。在过去最近一段时间里，随着与这一专题相关的文献慢慢的变多地被解密，历史学家们根据第一手资料对二战期间“三巨头”军事外交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变得可能。美国纽约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位于密苏里的杜鲁门图书馆、英国外交部和政府档案馆以及位于剑桥的丘吉尔个人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均解密了所收藏的“三巨头”手稿、苏美关系史和苏英关系史文件及其他工作资料，从而为研究二战期间的外交史、联盟史打开了方便之门。除此之外，俄外交部还特意为这本书的作者团队解密了大批外交政策档案，这些新解密的档案主要是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关于往来信函的相关报告。得益于良好的研究条件，作者从俄、英、美档案馆中收集了大约5000份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三方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三巨头”书信往来的历史背景，重塑了独特而真实的历史场景。尽管该书将重点放在了第一手资料上，但在撰写过程中，作者也广泛浏览了俄国内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渐丰富的历史研究文献，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史文献。如果说此前的研究以简单的参考性注释为主，那么本书则是通过一系列分析新解密的档案为书信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学术注脚，使得若干重要历史研究课题从中都能够找到答案或线索。例如：斯大林为何不相信德国会进攻苏联？是谁开创了三国领导人之间书信往来的外交模式？斯大林与丘吉尔何时举行了首次会晤？罗斯福和斯大林通信中泄露了什么秘密？“卡廷事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在卡廷事件上美英对苏联采取了模糊的态度？苏联为何在二战期间解散共产国际？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为何要下榻苏联驻伊朗使馆，而丘吉尔却没有？丘吉尔与斯大林是不是真的私下讨论过巴尔干“百分比协议”？

　　细细品读苏美英三国领导人的869封书信，仿佛能够正常的看到“三巨头”战时为各自国家利益运筹帷幄、据理力争的鲜活形象，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领略他们进行战略博弈的智慧与艺术。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折射出当前大国竞争时代各国的战略思维习惯和战略文化传统、国际政治理念和外交手腕，对当代国际政治不乏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二战前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和历史上积怨太深，西方国家一直视苏联为战略对手。然而，自德日在欧洲和东方两个战场开始野蛮侵略后，为了反击侵略，三国领导人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制度上的差异，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国结盟的主要动因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出现了超越本国利益之上的新的利益共同点：反抗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而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正是他于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主动向斯大林发出两封信函，开启了“三巨头”之间往来书信的“热线”模式，并说服罗斯福与斯大林也建立了这种书信联系。随着战事的发展，罗斯福对苏德战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因此，无论面对何种复杂情况，都没放弃与苏联的这种同盟关系。1941年6月,丘吉尔发表关于共同反抗纳粹的演说，并趁热打铁地于7月初再次致函斯大林，提出“只要天时地利和国家战争资源增长允许，将尽一切努力帮助贵方”，从而成功实现了英苏关系的“破冰”。斯大林为了推动发表苏英联合声明也终于复函丘吉尔，并提议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自身压力。1941年7月，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表示美国愿意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作战物资援助，斯大林欣然接受。至此，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通信渠道完全打开。其实，利用突发性重大事件创造合作契机的做法并不鲜见，重要的是在机会出现时，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

　　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各个战场的态势对苏美英三国总体不利，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使美英加强与苏合作的信心倍增。1941年12月，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认为“当前至关重要的是采取紧急措施，为最近几周以及最终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创造协同行动的条件”。1942年2月，斯大林致函丘吉尔，表示“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一强大的联盟定将击垮敌人并取得最终胜利”。最终，苏英于1942年5月签署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苏美于1942年6月签署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这与别的文件共同构成了联盟合作的法律基础。同时，三国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适当做出了利益取舍。如斯大林为获得美英更多援助，在信函中没有坚持将存在分歧的战后苏联边界问题提上议程，还为避免过早与日对决和两线作战而致函罗斯福，“祝您（没用‘我们’）取得太平洋反侵略斗争的成功”。美英为让苏联继续吸引住德军兵力，避免自身损失过大，在致斯大林的信函中曾刻意回避“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他们宁肯付出更大的物资代价也不愿派一兵一卒。这种战略性取舍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也有可资借鉴之处，国家任何一个时间里一定要坚持核心利益，对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则可以暂时做出让步或牺牲。

　　1943年上半年，二战进入转折期，敌对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方向转变，三国在联盟中的地位也因各自实力的变化而出现易位。苏联以其出色的战场表现崛起为军事大国；美国凭借巨大的军事援助和经济动员能力，开始与苏联共同发挥核心作用；英国的地位相对下降，充当美苏“协调员”的角色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斯大林利用战场胜势取得的有利位势，不时抛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向美英施压，并在3月致函丘吉尔称，“您对英美军队进攻海峡彼岸的计划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令我警觉，对此我无法保持沉默”，致函罗斯福“我觉得自身有责任提醒，主体问题还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斯大林总体上对丘吉尔的态度较为强硬又不失大体，对罗斯福的态度相对平和又不失尊重。在“卡廷事件”问题上，斯大林向罗斯福、丘吉尔致函表明强硬立场，成功使美英做出妥协，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罗斯福看到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增强，便谋求与斯大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时甚至绕开丘吉尔与斯大林通信。如在1943年2月致函斯大林时，罗斯福破例使用“统帅”一词，回复斯大林来函时也未与丘吉尔沟通有关事项，5月致函斯大林时更是主动提出，“我认为，我和您应该今夏会晤”。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苏美英三角关系中的三边长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可以根据国家实力和利益需要灵活调整，谁实力强谁就有主导权，谁主动调整谁就会占据主动。

　　1943年下半年，苏美英在各自战场上取得一连串胜利，战场态势实现根本性转折，盟国之间战略协同和奠定战后秩序基础等问题开始显现。各方积极促成由外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和“三巨头”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并依靠实力展开利益博弈。斯大林充分的利用罗斯福与丘吉尔关系的变化，以东欧作战行动和对日作战的原则承诺，换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尽力博取斯大林的好感，以部分妥协和开辟第二战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保证；丘吉尔只能以“配角”形象，在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辗转腾挪，努力维护自己的“地盘”。斯大林在“三巨头”会晤地点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还未曾发现比我所说的城市（德黑兰）更合适的会晤地点”，显示了其捍卫主导地位的决心，使丘吉尔、罗斯福相继妥协，共同向着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目标迈进。罗斯福为便于与苏直接“交易”，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竟同意入住苏联使馆，会后还专门致函斯大林，且只有一句话“兹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渡海峡作战总司令”，发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强烈信号。丘吉尔对德黑兰会议结果不甚满意，只能感叹“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被挤压在“巨大的俄国熊”和“强大的美洲野牛”之间。从中显而易见，各方都明白，必须维护联盟合作的大局，即便在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也只能将这些矛盾暂时搁置。

　　1944年6月到1945年年初，欧洲战场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曙光已经显现，这使得各方压抑许久的政治获利欲望更加显性化，也应验了“军事服从政治”的铁律。丘吉尔坚决推进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谋求确立势力范围，于6月致函斯大林通报相关战况，并试探其对建立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斯大林则谋求以此为“样板”，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确立主导态势，因此复函“苏联方面不会对此设置障碍”，后又表示“我们不会给德军以喘息之机，我们将继续扩展战役战线。您应该会同意我的观点，这些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不可或缺”。罗斯福为确立在太平洋战区的主导优势，在战局不利时致函斯大林，建议“尽快为将来两国武装力量联合行动做好准备工作”，战局转好时则不再提苏联对日开战之事，只强调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苏军不断取胜使美英感到威胁慢慢的变大，各方加紧准备结束战争和构建战后秩序。罗斯福和丘吉尔先行会谈，并联名致函斯大林通报西北欧、意大利、巴尔干、日本等地区行动计划，其中当然不会透露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危险扩张”和美英合作研制原子武器等问题。斯大林面对美英在波兰问题上的阻挠，坚持强硬立场并表明“波兰是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波兰问题与苏联安全问题密不可分”。在一些政治目标难以协调时，罗斯福、丘吉尔则致函斯大林筹划“三巨头”会晤，想通过三人面对面会谈解决棘手问题。

　　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苏美英反法西斯联盟变得愈加脆弱，他们之间的战略平衡基本上靠各方的相互让步与隐忍来维持，不过这些让步主要限于次重要利益范畴。美英与南斯拉夫在占领区问题上对峙，斯大林态度暧昧，避免深度介入。他致函杜鲁门，“我希望，美英政府和南斯拉夫之间就伊斯特利亚—的里雅斯特局势产生的误解能够彻底消除”；但在触及苏联核心利益的波兰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退让，致函杜鲁门并表明“您不认同波兰临时政府作为未来民族团结政府的基础，也不同意波兰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应有的法律地位。我应该告诉您，持此立场将扼杀达成波兰问题和解的一切可能”。随着国际形势发展，美英对苏立场变得日渐强硬，美英的新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命令各自的军方制定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苏联也针锋相对。三位领导人书信往来也日渐稀少，联盟关系终于走向终点。值得回味的是，丘吉尔曾于1945年6月15日致函斯大林，“我建议，我们即将召开的柏林（波茨坦）会议使用‘终点’为代号”。这个代号可谓意味深长，这个终点实际上也是冷战中新一轮战略博弈的起点。因利而合、因利而分，联盟的诞生和瓦解常常如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相信每个人读完这本书，都会有所思、有所得。正如李际均将军为该书中文版作序时所言，在往来书信中，“冲突与妥协、合作与猜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构成生动的大历史画卷，而且为后人提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最高层和最原始的素材，成为留给后世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