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同盟：是福还是祸？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期间盟国在欧洲战场发动的最重要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直接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如魔术师般地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中。然而，这仅仅是一时的神话。在威胁下结盟，始终让各国貌合神离，欧洲诸强围绕结盟，展开长期的合纵连横。最终的结果，是本来无意在欧洲打仗的列强，都卷入规模空前的战争

  1871年1月18日，法国凡尔赛宫镜厅，一大帮德国高官和将军们簇拥着准备在此加冕的威廉一世。在一片“威廉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在欧洲腹地崛起的这个巨人，让整个欧洲大地战栗不已。而此时，“德意志帝国之父”俾斯麦却怀着另外一种恐惧心情思考着德国的未来，这是一个新生儿的本能恐惧，面对着全世界的羡慕、妒忌乃至仇恨，怎么样才可以让一个新生的帝国长治久安呢？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德国是天生被包围的国家，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噩梦”的纠缠。而在俾斯麦看来，只有一个包括俄国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胁到德国的生存，特别要防止的是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对抗德国。

  不过，让俾斯麦稍感安慰的是，新败之后的法国尚不足为虑，奉行孤立外交的英国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突然改弦更张。在俄国关注的巴尔干半岛，德国也没什么利益需要争取的。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德国如果要结盟，首要的对象就应该是俄国。

  然而，1878年，为了彰显自己的大国地位，俾斯麦在柏林主持会议，以调解俄、英、奥等国在“东方问题”（即巴尔干问题——编者注）上的矛盾。因为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同其签订的《圣斯特法诺条约》中关于建立大保加利亚国的主张遭到挫折，柏林会议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是个“俾斯麦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德俄关系空前恶化。惊慌失措的俾斯麦为避免恼羞成怒的俄国对德国造成危害，竟然下了一个奇招：马上与俄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奥匈帝国结盟，共同对付俄罗斯。

  俾斯麦意图很明显：与奥匈帝国联手，能形成二打一的局面，让俄罗斯感受到压力，然后再向俄国抛出橄榄枝，缔结德俄奥三皇同盟——俄国与英国在远东存在深刻的矛盾，英国对奥匈帝国并无好感，再加上奥匈与俄国的矛盾，将使德国处于同盟的领导地位。这样，德国能够尽可能的防止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俄国也可避免欧洲的反俄同盟。

  与此同时，德国还默许法国占领突尼斯，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地，挑起法国与意大利和英国的争斗，使意大利被迫与奥匈帝国和解。

  欧洲大国关系的走向，最初确实沿着俾斯麦所设计的路线年俄国加入了德奥同盟，三国结成“三皇同盟”；1882年，意大利与德奥缔结了针对法国的三国同盟。这种外交体系，如愿以偿地孤立了法国并避免反德同盟成为现实，在客观上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和相对和平局面。

  但是，俾斯麦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果。德奥同盟成为“很快布满全欧同盟之网的第一条织线”，挑起了欧洲大陆的结盟大战。这也让奉行“光辉孤立”政策的大英帝国日益感到紧张和不安。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奉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结盟，孤立成为英国标准的战略符号。英国不仅借此超脱于危险复杂的欧洲事务之外，更利用这种安全环境开创了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变成全球上最富足和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1892年，法俄签订同盟条约，在欧洲大陆与德奥意同盟分庭抗礼，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也更加咄咄逼人，对有着“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而1899年到1902年的英布战争中，英帝国动用45万军队，花了3年时间，才击败了只有6万人的布尔军队。一些英国人敏感地意识到，英国的“光辉孤立”越来越像是“危险孤立”。

  面对窘境，英国一方面开始战略收缩，承认美国的门罗主义，将美洲的霸权转让给美国；另一方面，则开始改变不结盟的原则。1902年1月，英国同将俄国视为敌人的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宣告了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结束，从此走上大国结盟的不归路。

  因为害怕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将自己卷进与英国的战争之中，法国开始寻求与英国的接近。1904年4月，双方签订《英法协约》，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妥协，大大地缓和了两国矛盾。与法国达成谅解之后，英国开始与俄国走近，1907年，两国签订协约，规定了彼此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英法俄三国协约正式成立。

  英国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把原来威胁最大的两个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可谓“妙手回春”。然而，抛弃“光辉孤立”政策的难以处理的后果便是失去了战略自由与主动权。英国的加盟极大地增强了法俄同盟的力量，刺激了法国与俄国的战争野心。同时，英国的结盟加深了英德之间的战略猜疑，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德国来说，德奥意同盟主要是为了抵御法国的复仇，但是为保护新生帝国而进行的结盟，却使其他几个国家对德国的战略产生误解，对德国的防范和围堵日趋加重。虽然俾斯麦一度如魔术师般地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中，但这仅仅是一时的神话。列强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的结盟过程虽然曲折复杂，但最终的局面却是俾斯麦最害怕的：俄国离德国而去，与英国和法国结成同盟。俾斯麦曾说：“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抱有幻想。”而他恰恰是被自己幻想出来的敌对同盟所左右，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回顾这段历史，欧洲列强或许都没有在欧洲大陆开战的想法，但构成两大同盟法律基础的德奥同盟条约和法俄同盟条约，都规定了“自动卷入”的义务。这也引发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同盟中的强国可以限制弱国的政策，而是后者变得有恃无恐，轻易地将强国拖入一场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战争。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鲁莽地向塞尔维亚宣战，就把众多欧洲国家拉进火坑，一战就此爆发。

  如果说近代欧洲国家的结盟或多或少带有集体安全意味的话，那么，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完全是邪恶的怪胎，是通向战争的加速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了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西斯势力，改变了二战发展方向

  《凡尔赛和约》对战败的德国进行了极其苛刻的惩罚，德国损失了大约14%的领土和10%的人口，还有巨额战争赔款。和约让德国各个阶层都充满了强烈的怨恨和复仇情绪——这是普法战争后德法情势的一次换位，一战后德国人的怨恨更甚于普法战争后法国人的怨恨。

  尽管在一战之后头十年的时间里，魏玛共和国采取了忍让合作的外交战略，但播种下的仇恨种子却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把强烈主张废除《凡尔赛和约》的纳粹推上了德国的领导位置。对过去敌人的强烈仇恨使纳粹失去了理性和道德良知，用上了所有可用的手段：独裁、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并还有军事结盟。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德国在欧洲有两个天然盟友：英国和意大利。英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传统就是均势，而一战后法国实力大增，俨然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严重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与德国的结盟是有可能的。希特勒认为，德皇威廉二世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与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为敌，因此希望在欧洲大陆内部获取生存空间，以不触犯英帝国的殖民地利益为条件，来换取英国对德国在欧洲大陆霸权的默许。然而，希特勒与英结盟的设想仅仅是一厢情愿，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主要操盘手，虽然英国昏庸地对德采取了绥靖主义，但是还未愚蠢到要与希特勒谈结盟的地步。

  希特勒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作为一战中的胜利者，意大利的实际所得远远少于期望，所以和德国一样对《凡尔赛和约》充满仇恨。墨索里尼的上台将意大利的仇恨和虚荣交织混杂在一起，要重新改写欧洲政治版图，这正合希特勒之意。共同信奉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反法方面的共同利益，让德意两国迅速靠近。

  与此同时，为了在远东牵制苏联，并且分散英美的力量，纳粹德国积极寻求一战对手日本的支持，而日本也希望得到德国的帮助，以扩大在华侵略，削弱英美利益。

  1936年10月25日，《德意协定》签订，宣告“柏林－罗马”轴心正式建立；一个月后，德日签订《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产国际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建立，法西斯侵略集团初步形成；1939年5月22日，《德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双方结成军事同盟，磨刀霍霍，准备战争；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为期1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

  如果说近代欧洲国家的结盟或多或少带有集体安全意味的话，那么，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就完全是邪恶的怪胎，它纯粹是称霸世界的工具，是通向战争的加速器。希特勒曾说：“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是为了进行战争。”

  法西斯同盟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基本价值观，把战争和法西斯强加于各国人民，将整个人类带入了战争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方面爆发后，为抵抗和粉碎法西斯国家的野蛮侵略，人们抛开信仰和种族的差异，联合起来反抗法西斯。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强调战胜共同敌人的重要性，签字国保证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与盟国合作，不单独同敌人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改变了反侵略国家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格局，团结了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西斯侵略势力，改变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最终，代表正义和进步的反法西斯联盟战胜了轴心国同盟，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幻想。

  北约与华约的武装对峙，把人们从二战后的短暂和平中拉进冷战的阴影，两大军事同盟互相以核武器进行威胁，人类胆战心惊地行走在毁灭边缘。此后，不结盟运动风起云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未能唤醒某些国家在军事同盟问题上的偏执。基于战时利益走到一起的反法西斯同盟，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而迅速重新分化组合，很快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同盟——北约与华约。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2个西方国家正式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拥有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和部队，以遏制苏联。

  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加入北约，激怒了苏联和东欧国家。1955年5月14日，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等8国在华沙共同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对抗北约。

  北约与华约的武装对峙，把人们从二战后的短暂和平中拉进冷战的阴影，并且状况比二战前糟糕得多，因为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毁灭问题。核武器的问世改变了军事发展的曲线，改变了战争形态，但不能改变人类不同组织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战争并没有因核武器的恐怖而自动消失，相反，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同盟都视核武器为重要手段，积极筹划核战争。

  1954年，在美国大规模报复核战略的指导下，北约制订了“剑与盾”战略，即以核力量为剑，以常规力量为盾，强调在与苏联的任何冲突中，一开始就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赢得战争胜利。

  针对美国和北约的核战略，苏联和华约提出了“火箭核突击”战略，认为未来任何战争，即使由常规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核战争。一旦进行战争，苏联及其盟国将以密集的火箭核突击打击对手，将其毁灭。

  两大军事同盟的战争设想把人类推进冷战的深渊，双方互相以核武器进行威胁，以相互毁灭为抵押，以赢得虚幻的胜利。为了追求在核战争中的优势，美苏两大集团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很快双方便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任何一方都有能力把人类毁灭若干次，人类胆战心惊地行走在毁灭边缘。不过，也或许正是这种“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提供了一种关于大国战争前景的“水晶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清楚看到战争升级以后的情景，才确保了美苏之间的“恐怖平衡”，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持了冷战期间世界的总体和平。

  如果说冷战尚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则超过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在两强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影响下，许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投向其中一方。

  尽管如此，在两极格局下，处于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了寻求不结盟道路的努力。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与会的29个国家领导人向世界表明，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此后，不结盟运动风起云涌，坚持独立自主、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的不结盟政策，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选择。

  苏联的解体被西方解读为联盟战略的胜利，北约的扩大和美日同盟的强化，却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多紧张与动荡。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安全思想，无助于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持久和平。不结盟，不对抗，扩大共识，合作协商是人类走向世界和平的正途

  “人们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与日俱增”，这是美国博客网站Inquisitr在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之后的表述。尽管有点言过其实，但反映了人们对冷战后国际形势走向的担心。

  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暂时缓解了人类对毁灭的恐惧，人们强烈地渴望在新世纪保持长久的世界和平。然而，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人们的幻想。苏联的解体被西方解读为联盟战略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把军事同盟奉为圭臬，在没有特定对手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解散同盟，反而不断地强化和扩大同盟，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同盟，北约的战略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在二十世纪末打响了科索沃战争，进入新世纪之后，又先后介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世纪的阳光下，仍然上演着旧时代的戏码。

  在欧洲，西方大力推进北约东扩。1999年3月16日，波兰、捷克、匈牙利3国正式加入北约；2004年4月2日，北约正式接纳罗马尼亚等7国为成员国；2009年4月1日，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至此，北约成员国扩大到28个国家。

  北约企图通过强制性的扩大完成对欧洲的控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2007年2月，普京称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具有挑衅意义，美俄已经处于新冷战的边缘。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中断15年之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战斗值班飞行，从此美俄之间渐行渐远。曾几何时，俄罗斯是多么强烈地渴望投入西方怀抱，但最终一切友好善意都被军事同盟的阴影所掩埋。当今乌克兰的乱局，无疑也有北约东扩造成地缘形势紧张的影子。

  在亚太地区，美国构筑了一个复合式的双边联盟体系，分别建立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在冷战结束尤其是美国宣布其战略重心东移后，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对亚太同盟的作用逐渐重视，“亚洲版北约”的提法屡屡被智库乃至高官提及。这个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由于军事同盟的存在与强化，可谓暗潮汹涌，领土纠纷和海洋权益争端愈演愈烈，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

  特别是，美国对日本不断“松绑”，纵容其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给亚太地区的和平增加了变数。两国还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强化军事同盟关系，要使之“在确保亚太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作为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美日同盟强调的是“零和”而非“共赢”，突出的是“矛盾”而非“共识”。殊不知，这种同盟不仅将为安倍政府提供其梦寐以求的日本军力“出海”机会，还可能复苏日本冒险冲动的历史“基因”，使得安倍政府“主动攻击性”膨胀，抬升其误读误判局势的几率，妨碍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回首一个多世纪的战争，该是对军事同盟说“再见”的时候了。军事同盟是20世纪以前的历史陈迹和遗留物，军事同盟政策是旧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产物，与谋求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历史一再证明，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安全思想，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反而让人类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险境之中。

  1914年8月4日英德开战当晚，英国外交部长格雷无比伤心地感叹：“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总结历史，不结盟、不对抗、扩大共识、合作协商才是人类走向世界和平的正确道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同盟如果引发世界大战，后果将远超于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会让全欧洲的灯光熄灭，而且会让整个人类的灯光再也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