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酝酿战后首次“2+2”会谈： 昔日“轴心国”联手介入“印太”事务？

  谈到当今的“印太”概念，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升级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有意继承甚至强化此战略的“四国联盟”，所谓“印太”，更多地慢慢的变成了美国牵头掺和搅动地区局势的代名词，频频出现在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友的地理政治学讨论之中。

  实际上，最初构建出“印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完全丧失了争夺大洋的海军实力。豪斯霍费尔在1924年年初次出版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分析称，人口和资源储备丰富的太平洋地区正在崛起，而“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一战战败的主要原因。

  豪斯霍费尔还认为，“德国在南太平洋属地的地缘政治学，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在与地球上的大型岛屿帝国共存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日本结为同盟。这也被学界广泛认为是豪斯霍费尔“从政治地理学家转变为地理政治学学者”的转折点。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之中，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昔日的“轴心国”酝酿在今年4月中旬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会谈，让国际社会多了一份警惕。按照日本媒体4月5日率先透露的消息，这将是两国二战后首次举行此类会谈，同时也一改战后双方在防务领域保持距离的姿态。双方将围绕“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安全领域合作进行讨论。

  鉴于美日借“自由开放印太”之名大搞同盟“小圈子”的“2+2”会谈上月刚刚在东京结束，同时考虑到德国与东亚的地理距离，天普大学东京校区政治学教授村上博美认为，此次德日会晤“有趣且意义重大”，似乎显示柏林方面的重大转变。不过，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向对华态度温和且将欧洲内部事务作为关注重点的默克尔政府突然貌似“转向”，背后或许有更多的针对美国的私心盘算。

  当地时间3月16日，日本东京，日本、美国两国举行“2+2”会谈。供图：人民视觉

  村上博美的判断，离不开近期德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与日本有关的两个大动作。3月22日，德国与日本签署《情报保护协定》，完成了两国领导人2019年达成的共识。根据此协定，两国可相互提供“和网络安全等”安全保障领域的机密情报。路透社早前在3月2日援引德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德国海军计划今年8月派遣军舰前往亚洲访问，届时将会途经中国南海。如果最终成行，将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有德国军舰经过南海。日媒报道称，德日双方还将在“2+2”会谈中讨论协调德国军舰停泊日本港口，并与日本自卫队展开联合军演。

  就在德日“2+2”会谈的消息放出前，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4月3日接受德媒采访声称，德国必须加强与“印太地区”民主伙伴的合作。谈及德国军费开支问题时，她甚至搬出中国和俄罗斯为其增长军费“背锅”，称“德国正面临着日渐增长的挑战，例如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以及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我们，也就是西方和欧洲，不能成为弱者。”联系到近期德国在涉华问题上的一些动作，有日媒评论说，德国正在不断的提高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读卖新闻》则报道说，朝核问题、半岛局势、缅甸安全局势等区域性议题，也可能被纳入德日“2+2”会谈的讨论范围。

  德国的连环举动，是欧洲在国际形势变化下加紧布局印太地区战略的一个缩影。早在2019年11月，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德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例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在感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德国应该发出一个信号，与盟友一同“显示在该地区的存在”。

  实际上，虽然“印太”概念最先由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在印太事务上一直插手较少，制定所谓“重返亚太或者印太”的战略方针也晚于邻国法国。在卡伦鲍尔上述演讲约一年后，德国政府才在2020年9月发布了一份名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有关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德国外长马斯就此指导方针发布声明称，德国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即印太地区将会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这份指导方针虽然使用了“印太”概念，但文件中特别强调，德国定义的“印太地区”是指整个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分析人士指出，这说明需要用整体和全局思维来看待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不论是对华还是对美，德国都想将其政策放在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的战略空间里来看，最终目的都是为本国在国际秩序构建中争取更大空间。因此，德国想要传递的真正信号或许是，德国或者欧洲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也反对中美任何一方或者双方主导印太秩序的构建。

  可见，虽然德日或者欧日联合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已成为他们加强全球事务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但是，就此判断擅长协调之道的德国急于将自身绑上美日战车，或许仍要打上一个问号。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兰顺正曾撰文指出，与已拥有“伊丽莎白女王”号等航空母舰的英国相比，德国目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用“强大”来形容，其在大型舰艇领域如两栖攻击舰、航母等还是空白，在水下也没有核潜艇，所以，即使将来德国的护卫舰赶赴印太地区，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更多地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举动。

  同时，德国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已连续第5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同时也是德国电气产品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德国《商报》3月在题为《欧洲必须从美国那里解放出来》的文章中说，中国对欧洲与其说构成威胁，不如说是带来机遇。

  因此有分析的人表示，德国和日本走近，并在形式上联手“对中国施压”，实际上可能仅仅是想向美国展示一种姿态，以此换取美国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涉及德国重要经济利益议题上的宽容和让步。在英国前驻德大使保罗·莱弗看来，德国和欧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政治和贸易重叠的地方实行“制裁”。或许，莱弗的判断可以同时解释德国近期前后“两副面孔”的问题——默克尔表态“欧洲应有独立的对华政策”，德国却在一些议题上以所谓“西方价值观”为由跟进对华发难。

  日本的情况与德国不同。比起德国，日本明确说要继续与美国拜登政府强化同盟关系。日本在上月被美国“选中”，成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首次海外出访的目的地，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即将访美。

  菅义伟预计将在4月16日抵达美国，这也正是日媒透露的日德“2+2”会谈开始的日期。《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美国对日本的重视，来自“对中国担忧”的加剧；日本紧锣密鼓地拉拢西方国家在“印太”议题上搞动作，并频繁触碰中国底线，实际上也是在为菅义伟启程赴美增加筹码。

  不过，对于日本为何选定此时决定将同德国的合作扩展至国家安全领域，日本国士馆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雅科夫·金伯格有不同看法。金伯格认为，日本试图（与德国）扩大超出传统合作伙伴的关系，可能是担心美国认为它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即有所显现。因此金伯格判断，东京方面仍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与中国的贸易或军事冲突。金伯格说：“日本的经济和贸易严重依赖与中国的关系，东京不希望本国经济因为日本支持美国而受到进一步损害。”“日本可能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向它认为可能更可靠的其他几个国家伸出手，即使它们离日本很远。”

  相较于日本的“矛盾”，德国在其印太战略方针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概念是“基于规则的秩序”，即：印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正成为“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德国和欧洲需要加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地位，促进印太地区构建“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倡导者，德国有浓厚兴趣参与亚洲经济稳步的增长和印太秩序建构，包括在印太地区促进“全球标准的实施”。

  德国所说的“规则”是怎样的规则？显然不应该是像美日单方面对国际关系进行定义那样，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别人头上。针对3月美日“2+2”会谈的相关联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已经强调，美日交流合作应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地区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对于美国现今的“印太战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曾指出，这一战略鼓吹冷战思维，信奉集团对抗，热衷地缘博弈，意在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如强行推进，必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完全不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和长远利益。

  中方在涉“亚太”和“印太”方面的相关表态已表明，在地区笼络“小团体”、搞“战略竞争”是不理智的，也无法达成德国设想的“多样化的地区伙伴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不久前曾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德国一直主张独立外交政策，即使默克尔卸任在即，这个政策方向发生剧变并不太可能。德国政坛多年保持稳定，政治制度有一定的连续性，虽然一些“现象性”的不确定性也也许会出现，但执政者更替引发政策大幅摆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德国强调的多边主义、建议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地区矛盾的务实主义立场，也将在较大程度上延续。

  考虑到德日两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相当严峻，观察的人表示，在缺乏内政支撑的情况下，两国在扩张对外关系上恐力不从心，集中精力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才应是当务之急。当年战争的历史教训仍历历在目，需警钟长鸣。惟有保持战略自主，务实地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才是构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