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动态 新时代呼唤民间传统文化创新复兴——在上海齐鲁孔子学堂开班主旨演讲

  编者按：2023年8月25日下午，上海孔子学堂揭牌暨开讲典礼在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举行。典礼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院、济宁学院、曲阜市人民政府指导，上海齐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山东济宁商会主办，多家单位协办。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爱建集团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范永进受邀作开讲首课。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首先，祝贺孔子学堂隆重揭牌，感谢主办方的盛情邀请。大家可能有种共同的感受，世界彷佛时空穿越，又回到了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当下的局势与之相比更复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还涉及到科技、金融、文化、种族、宗教等综合要素。我把对当今时代特征的认识概况为四个“大”：一是大分化，在百年未遇乃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西方、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理念、实力、地位都在大幅分化中；二是大动荡，中国以外的不少地区和国家，不断上演着战争、动乱、灾荒等重大事件，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诸多地区生灵涂炭；三是大颠覆，在科技革命、媒体革新、文化多元等冲击下，许多传统认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我们还看到一些外国的国家领导人选举也出现了颠覆传统、出乎意料的结果；四是大转折，人类诞生以来迈出“三大步”，第一步是产生智人，第二步是产生延续至今的各主要文明，目前正处在向第三步迈进的门槛上，核战争、人工智能、病毒等都在挑战已有的文明和秩序，乃至挑战人类的价值与生存。

  在当下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许多涉及到方方面面、并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其领域多是和人性、哲学、社会等相关，因而可以在民间传统文化中寻求破题的智慧与力量。今天，孔子学堂给咱们提供了很好机会；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在经历一个多世纪左右的质疑、反复后，也再次掀起热潮。

  一直以来，世界上对中华文明的争论，也未曾停息过。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以“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为题开展对话，汤因比预言：“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十七世纪初，拿破仑也曾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让它继续睡下去吧，一旦醒来，必然震惊世界。但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却说：“中国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能够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许多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出自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我们已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势不可挡，但中华文明能不能引领未来，能不能破解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还要自己想明白，并需要能让人家所接受。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谈三个方面的想法。

  在中国历史上，近两千年来孔子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是“大成至圣”、“无冕之王”，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世界文明史上，孔子地位也是处在“第一梯队”，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在距今2500年前后，在北纬30度上下，各文明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一系，开创欧洲文明的源头；以色列有古犹太教的先知们，是犹太教、基督教、教的源头；古印度有释迦摩尼，创建了佛教；中国有孔子、老子，创造了儒家、道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主体。

  “轴心时代”四大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对原始文化进行了突破与超越，抛弃了杀戮和蒙昧，开始用理智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用道德的方式来引导人类。其层次之高，前所未有，标志和引领了人类的整个第二阶段。从历史上看，这种突破超越意义重大，取得突破超越的四大文明延续至今；而没能突破超越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等，即使规模宏大，也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最终只能成为文化的化石。鉴于“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和他们的思考方式具有突破超越性，故而对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第三步大跨越，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能够最终靠对比来看。古希腊由于地理上近海，天文学、几何学、医学等较发达，科学哲学思想成果璀璨，是近代科学的思想之源，主要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起源联系紧密的犹太教、基督教、教同为“一神教”，主要研究人和“造物主”的关系；佛教主要研究人和心的关系；儒家主要研究人和人的关系，做学问的对象是家、国、天下，以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通过这四种对比，也可看出，面对人类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儒家在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人伦道德等层面能提供许多有参考意义的价值观、方法论。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思想史上影响最大。从纵向看，儒学诞生之时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到汉武帝时定于一尊，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到宋代形成了程朱理学，朱熹是集大成者；与之分庭抗礼的是陆王心学，最早可推溯自孟子，到王阳明这里发扬光大。从横向看，中国思想史也是一部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儒家和道家是本土文化，佛家自东汉正式传入中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先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有“三教”并提；而后在隋、唐、宋期间有更多的相互影响与发展，如佛家之禅宗、儒家之心学；到元明时期又有了“三教合一”的说法，其实就是在社会道德教化的层面上，本土文化吸收包容了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在几乎整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时期，中国文化都以儒家思想为宗，而依赖三教力量共同维护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唐高祖李渊曾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宋孝宗赵眘写“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则说“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

  1840年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儒家文化的衰弱和海派文化的兴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相关性。

  海派文化是从江南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变化出来的，江南文化有两三千的历史底子，从吴越文化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衣冠南渡，及历朝历代中原屡次战乱导致士大夫阶层不断涌入江南。海派文化吸收江南文化理性、务实、精细等方面的深厚根基，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应运而生。海派文化有三个子文化特征：一是尊重商业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和合中西文化；二是富有职业精神，追求精益求精，兼备稳中求进风格；三是追求海纳百川，融合三教九流，吸纳五湖四海人才。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在上海诞生，上海又增添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共同滋养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些品质都能在党在上海创建与发展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的事迹。习同志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为上海确定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16个字作为城市精神，充足表现了海派文化的特质。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立、竞争、交流、融合是发展规律，也是大方向大趋势。就在“打倒孔家店”口号提出，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轫后不久，倍感民族危亡压迫的一批学者，也提出了“新儒学”，这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重要尝试。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海派文化，一老一新都有文化融合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两种文化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习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在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螺旋式上升中，民间传统文化的体和用也在否定之否定中被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缔造了中国人的风格风范，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当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的问题。

  有创新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有创新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对原始文明的突破与超越中作出贡献，在对外来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中创新升华，两次都是“创新”，引领我们走过了有充分文化自信的两三千年。但到近代前后，我们在闭关锁国中拒绝开放，在故步自封中拒绝创新，从而一度走向衰弱，带来深重灾难。乾隆皇帝1793年接见英国马尔嘎尼代表团时，整个朝廷对英国使团带来的先进工业产品不屑一顾。乾隆还给英国国王写信，贬低对方，自称泱泱中华无所不有，这封信到现在还藏在大英博物馆，成为历史笑话、国际笑柄。

  被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华民族在总体上失去了文化自信。近两个世纪以来，恢复文化自信的道路艰难而曲折。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鼓动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学日本行君主立宪，失败了；孙中山想学美国搞共和，“辛亥革命”也失败了；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我们走工农革命道路，中国就这样诞生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由中国领导的，建党一百多年以来，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1921年中国诞生，是“开天辟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改天换地”；1978年改革开放，是“翻天覆地”；2021年建党百年，就是“顶天立地”了。这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有许多重要的创新，是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例如：革命时期，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建国初期，毛主席写《论十大关系》，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思想的重大创新带来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理论的重大创新带来了“中国救社会主义”。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我们树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习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历史悠久的民族，需要有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位置。放眼亚洲，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三个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二战后，日本在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下全面学习西方，积极融入西方；印度从英国殖民地解放出来，甘地领导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到英国思想文化影响很大，但也很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到2022年，GDP已经超过了英国。放眼全球，我们面临大分化、大动荡、大颠覆、大转折“四个大”的背景，站在人类跨越第三大步的重要门槛上，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必须要高度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思想包容、文化交融、文明共存、和谐发展，但客观上，现在许多国家、势力还在反向而行。

  现在国际上许多问题和情况，与春秋战国时代有相似性，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两大事件后，百家思想实际上并未完全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而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地归于传统文化的滔滔江河中。在两千多年历史里，可以看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有儒皮法骨的法家思想，有纵横权谋的帝王之术，有与民休息的道家理论；为国为民的有部分关注民生、关注阶级、注重实学的士大夫，他们带着墨家的思想情怀，有一批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儒将，他们用着兵家的韬略。虽是儒家独尊，实际上儒家也包含了诸子百家，是百家精髓备于一家。当下，我们正需要以再一次的创新，从文化自信中寻找解决全人类进步问题的精神力量，以民族复兴来构建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

  这是一个大时代，更是一个新时代，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有思想的光芒来照耀。我们今天高扬古代圣贤的榜样，重振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一方面是为了怀念先贤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应穿越时空、仰望星空，以人文思想、人文情怀为人类的未来谋一个和谐美好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