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视野下的国家战略安全——话语呈现中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摘要】国家战略安全不仅关涉直接的实体要素，也关涉话语呈现，关涉国家战略的宣达。我国的国家战略安全宣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融通中外，内外有别；口径适宜，轻重有度；古今传承，内外对接，是提高我国的国家战略传播效率、维护国家战略宣达安全的重要举措。以怎样的话语方式呈现中国的“国家战略”，提高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不仅是一个“国家战略”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国家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重要研究课题，不仅仅具备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富有重要的传播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陈汝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国家传播学会会长，全球话语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修辞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主要著作有《修辞学教程》《语言伦理学》《国家传播学》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传播、外交等诸多领域实施了许多国家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一带一路倡议”等。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全球140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①；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已达130多个②。通过各种国家战略，中国在全球建立了众多的“战略合作伙伴”，成功地建构了中国的全球话语场和全球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行和实施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抵触和阻力。比如，在推行孔子学院计划时，有的国家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曾一度减少甚至设立孔子学院。再如，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中，我国国家领导人在某些国际场合不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而改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媒体的对外报道中也同样使用“倡议”，不再使用“战略”。这与当初所使用的“战略”“伟大构想”等有显著不同。

  上述实例表明，在国家战略的全球传播中，话语呈现存在安全问题。为提高和改善中国国家战略在全球传播中，特别是在目的国家传播的效率，需要注意传播的策略、方式和方法。古人云：“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③“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④。这说明了话语与兴国安邦、“国家战略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从新闻传播学、语言学、话语学等学科角度，深入研讨国家战略安全问题，剖析其话语呈现中的成功案例，综括其中的传播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研判国家战略话语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传播话语建构提供理论参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战略，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是“支配战争的有分量的词”⑤，指“作战的谋略”“方针”。国家战略，又称为“大战略”，界定和阐释众说纷纭，比如“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采取的方针和策略”⑥；“所谓大战略，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它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目的的筹划和指导”⑦；“国家战略就是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综合发展、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⑧；等等。

  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所制定的关于战争、安全、发展以及利益的总目标和方针策略，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区域或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总体部署，是赢得国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与目标的总纲领。国家战略既包括国内发展战略，也包括其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发展战略。国家战略的实现手段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也包括文化、外交等。

  国家战略关涉许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许多国家战略，比如我国所提出的深圳经济特区、上海自贸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等，都是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国又提出和实施了“网络信息安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其中，“网络信息安全”与新闻传播直接相关。我国制定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⑨，在该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指出：“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制定本法。”⑩可见，“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战略。⑪

  “安全”是指一种稳定、完整，没有危险、威胁的状态，是一种价值和评价。⑫“国家安全”是保持和维护国家统一完整、避免危险或威胁的状态。⑬我们认为，国家战略安全，是指排除国家战略落实、实施中可能潜在的问题、危险、威胁的状态及采取的措施和对策等。威胁“国家战略安全”的要素，有些来自国家战略所关涉的实体，比如敌对方；有些则来自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方法。确切地说，有些战略安全问题是一种话语安全，或者说是表达安全、传播安全。我们把国家战略在话语呈现或者说国家战略在传播领域中存在、遇到的安全问题的状态，称之为国家战略话语安全。

  与其他方面的安全相比，国家战略话语安全更为重要，因为任何国家战略都首先需要通过话语呈现进行传播。因此说，国家战略话语安全，或者说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或传播安全，较之其他实体安全，更加前沿，更为紧要。此外，国家战略话语安全还可以为国家战略的其他安全提供调控手段，甚至保障。

  国家战略话语安全有内外之别。有些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和传播，在国内是安全的，但是在国际上可能就是不安全的。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上产生了许多对立的声音，“”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其中有国际上敌对势力的蓄意造势。除此之外，我国在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中，在国内外的传播中，恐怕也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

  比如，在我国的大众军事宣传领域中，近年来就显得“火药味”十足。最近几年“战区”“战争”“能打仗”“能打胜仗”等成为国内宣传领域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国家词汇”。显然，就国内宣传来说，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意识、战争意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有积极作用；对提高国民的竞争意识、国防意识，也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针对党内、军内、国内的高频“宣传”范式，并不一定适合已经全球化的“国内”大众传播。在中国国内就有许多的外国人，何况互联网是联通世界的，中国的战争意识，显然对周边国家来说，是一种警醒，是一种警告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这与中国一向主张的和平国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有可能被国际敌对势力看作是武力炫耀，尽管我们说，这是为了维护和平，可是，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是否会相信，那就不一定了。

  再比如，2017年5月5日，中国生产的大飞机C919在上海首飞成功，主流媒体给予了充分报道，称这是中国自己独立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大飞机梦。但是，公共舆论却认为，中国只是生产了一个“大飞机壳”，包括发动机在内的主要部件都是外国生产的。大飞机计划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之一，C919作为干线飞机，的确是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但是，其核心部件确实存在“组装”情况，这就难免被诟病。如果媒体在宣传时，明确说明发动机等主要部件并非国产，仍然需要创新努力，话语表达留有一定余地，公共舆论也就不大可能再去纠缠于是国产的大飞机，还是“大飞机壳”。这是一个宣传与传播的度量问题。

  与此类似，制造航空母舰显然也是我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不久前，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举行了下水仪式。新闻报道中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仪式昨天（26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第二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研制，2013年11月开工，2015年3月开始坞内建造。目前，航空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⑭显然，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同样强调了中国自主研制、自主建造，却没有引来公众舆论的质疑声音。仅就对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来说，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的战略意义比之第一架干线飞机，更为重要。且在此之前，中国就从国外购买了一艘航空母舰并进行了改造，毫无疑问，其中也存在借鉴。为什么公共舆论没有质疑之声呢？除了我国造船行业的实力之外，这恐怕与宣达的方式、方法和度量不无关系。

  可见，“国家战略话语安全”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个体系性范畴，关涉国家战略的语境安全、话语主体的国家话语能力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修辞手段和方法安全、传播度量安全以及效果安全等诸多方面。

  中国的国家战略传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提出了许多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范畴，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伙伴”“亚投行”“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文明”“创新包容”“合作共赢”“互联互通”等。这些范畴及其阐释，都兼顾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文明的共同点，不具有或很少有排他性，因此，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赢得了众多国家的拥护和参与。

  此外，中国在全球框架中不断建构自己的话语场。一方面，利用既有的国际话语场，比如说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10+1”“东盟10+3”等。另一方面，在既有的国际话语场基础上不断建构以中国为主导的新话语场，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欧论坛”“中非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

  上述范畴体系中蕴涵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气候等诸多方面的国家战略，展现了中国的全球思维，使中国立场与全球立场、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实现了“互联互通”，既体现了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但又很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因此，中国的上述国家话语、国际话语、全球话语，具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很高的安全系数。可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话语建构是安全的、有效的、成功的。

  在涉及国家内部自身的叙事时，中国也提出了一些范畴，比如“反腐倡廉”“供给侧改革”“中国梦”等。“中国梦”刚提出时，在国内引发了一些不良反映，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梦”并不完全是一个褒义的喻体，也带有一定的贬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白日梦”“黄粱梦”“南柯一梦”，等等。但是，在国外有“美国梦”等说法，且是一个褒义词。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推进，以及国内外对“中国梦”宣传力度的加深，“中国梦”逐渐被异文化所接受，这反过来影响了其在国内的传播，改善了“中国梦”的传播效果，逐渐为国内民众所接受。这是一个中国国家战略范畴实现内外传播的成功案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2013年由习主席提出的。2013年9月7日，习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⑮当时，媒体的报道题目是《习提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在中国媒体的宣传中，“一带一路”被称为能够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

  在国内外的传播实践中，“一带一路”经历了一个过程。首先，在国内的传播中，从开始提出到后来的宣传，基本都使用了“伟大战略构想”“伟大战略”等词。但是，在对外、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宣传时，“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或“一带一路战略”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被“倡议”所取代，比如“国家主席习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⑯

  当然，中国不仅是在战略话语层面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完善，也在具体的实施、推进过程中从“倡议”的角度去实践话语方式的转变，让参与的国家感到舒适，自觉自愿地参与进来。在此过程中，中国与许多国家相继提出的各种“倡议”进行对接，比如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大陆创立崭新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欧亚新伙伴倡议）⑰、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倡议”、韩国的“欧亚合作倡议”、越南的“两廊一圈倡议”⑱、克罗地亚的“三海连接倡议”⑲，等等。与中国的“中国梦”对应，韩国在国内还提出了开创“国民幸福时代”、创造“第二汉江奇迹”的“韩国梦”。中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理念，韩国则提出了“创造型经济”的口号。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韩国则提出了“制造业革新3.0”的口号。⑳与中国开始所使用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不同，周边国家所使用的都是具有容通性的词语，没有让人联想到“军事”“敌对”的“战略”等语词。以上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战略话语转型所带来的直接国际效应。

  “重返亚太”，无疑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应该说是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但是，“重返亚太战略”只是东亚、东南亚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汉语表达中的说法，是一种中国国家话语。而在美国的国家传播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美国的说法是“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中国对外的媒体传播中用的多是“rebalancing toward Asia-Pacific”，也较少正式使用“rebalancing to Asia-Pacific strategy”。什么叫“亚太再平衡”？这是美军长官在提及军队部署时的用词。从汉语角度看，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说法存在矛盾，因为美国一直处在“亚太”地区。“亚太再平衡”则很委婉地表达了美军乃至美国的战略动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开动宣传机器，把“亚太再平衡”说成“战略”，进行大肆宣传。其实，“Asia-Pacific Rebalance”只是一个“项目”（program），尽管美国所做出的是“战略”承诺，但是，其内容却充满了“温暖”意味，让周边国家感觉到这只是美国在“赐福”给亚太国家，而不是掠夺，更不是军事战略。

  美国的做法与中国把“一带一路”很明确地指称为“国家战略”不同。从中国的国家高度说，“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这只是一种比喻，并非指中国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带一路”式的部署，尽管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中或多或少地隐含了一定的军事成分。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全球传播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的，是经过了周密的修辞考量的。中国之所以把“战略”调整为“倡议”，也体现了对传播对象国受众接受心理的充分认知。

  综上所述，我国在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中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这主要可以综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战略话语能照顾各方利益。中国的战略话语从自身利益出发，但是，充分照顾了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很好地平衡了中外关切，特别是能建构双赢、多赢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与此同时，充分考虑了传播目的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利益诉求。第二，中国所提出的战略话语范畴具有全球性，关涉人类的共同利益或者说人类的未来，比如中国带头签署《巴黎协定》，并呈报给联合国。第三，中国所提出的战略话语具有可持续性、长期性乃至永久性，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第四，中国所提出的战略话语，多具有可预见性的成果，同时中国首先积极践行，具有高度的国家信度。中国所提出的各种战略话语，是基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同时中国是积极进行实践的。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积极投资沿线相关国家，并进行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赢得了所关涉国家的信任。第五，中国所提出的战略话语，是基于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框架的。第六，中国所提出的战略话语具有坚实的国内基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中国所提出的国际战略和全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长期的稳定秩序的支撑，中国的战略话语也是难以为继的。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国家战略的话语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中国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中，或者说，在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除了所取得经验之外，也暴露了许多问题，面临一些挑战。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传播模式的过度宣传化。自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当代，都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在革命年代，宣传成为群众动员、军队动员、全党动员的重要武器。夺取政权后，宣传被纳入政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化、行政化、模式化，以至于“极致化”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信息选择的典型化、用词用语的极端化、程度的虚拟化等方面。一个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事迹，往往被极端拔高，尽可能地用大词、程度副词等，比如从“中国梦”到“世界梦”，从“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合作伙伴”到“战略合作伙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都具有“极致化”倾向。

  “宣传”是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关键词。据载，“宣传”一词最初起源于罗马教皇。162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为了推进反宗教改革运动，设立了“布教圣省”的神圣宗教语言。在法国革命以后，“宣传”成为精英所运用的带有启蒙使命感的政治用语。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舆论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宣传战，以至于我国现当代的新闻宣传，无不是把“宣传”作为一种武器、一种战略来实施的。所谓“宣传”，就“是为特定的目的给予个人或集团的态度和思想以影响，并诱使其朝向设计好的方向行动的说服交流活动的总称”。

  “宣传”就意味着以传者的意志为先导，利用传者权势，对受众施加直接目标性信息“攻击”；在传播方式、方法方面，采用统一的口径、渠道，不顾及或者漠视受众的信息接受权利。因此，“现在宣传常被用于否定的意义。有虚伪、欺瞒、操作、洗脑等不真实和不正直的意涵。”在欧美社会中，“Propaganda”（宣传）是具有贬义的一个术语。因为“宣传”通常被认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伪造信息；在国际宣传上，对国际上不同国家的诉求也不了解。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府宣传不仅没有让国内反战人士认同参战的必要性，反而让民众普遍地产生了对政府宣传的不信任。”

  因此，在大众传播方式中，欧美的国家传播媒体多是采用“说服”的修辞方法，即使拥有权势的国家元首，也不用通常的“权势宣传”方式，而是平等的“说服”，是富有技巧地讲故事，因为失败的叙事往往意味着外交政策的惨败。大众媒体传播则多采用“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即“去立场化”，通过对新闻事件的筛选、拆解，或者说“叙事”，表达态度倾向或者价值判断。这种传播往往被冠以“客观”“公开”“公正”的名义，即使其功能上与宣传并没有本质差异。

  其次，不同程度忽视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的内外差异，缺少对他者的信息需求关顾，缺乏对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细致认知。第一，是内外不分。一些对内、对关键核心群体的讲话，也公开到大众媒体上。比如，对内宣传中要求军队“时刻准备打仗”，因为网络已经全球化了，中国的军队要“时刻准备打仗”，邻国就会猜想，中国“磨刀霍霍”，要准备和谁打仗？这无疑会增加周边的紧张局势，也使得中国在许多问题上自相矛盾。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负责任国家这个术语显示了其灵活性，它既表明了中国在维和上的矛盾态度，但又可以使中国能够构建其对外安全策略的话语框架。”

  第二，党内、党外不加区别。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往往被放大到整个社会，比如对党和政府干部的纪律要求，通过大众媒体放大到全社会，压力被直接传导到了普通群众那里，导致群众的婚丧嫁娶也被当作党员干部来要求，把党内的矛盾转嫁给了群众。美国的元首言行报道，对媒体来说多是基于利益需求，是满足纳税人知情权的一种举措。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言行往往是被作为媒体任务来加以报道的。媒体“走基层”往往就成了“走上层”“走表层”。

  第三，在国际传播上往往忽视对不同受众的心理差异的认知，也采取对内的宣传手法，甚至是“下指示”的方法，造成一种以上对下的强势态度。比如，在建立孔子学院过程中，就采取了国内的行政手段，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管国外的大学原来是否有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教学机构就设置孔子学院，强行推进，导致矛盾。

  在军事传播方面，军队改革是国家战略，但是，国内新闻传播中对军队如何改，如何提高战斗力，基本是公开的宣传。似乎中国的军事动向没有任何秘密，一律广而告之，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涉及国家战略的内外宣达问题，关涉传播范围及度量的选择问题。

  中非关系是国家战略，关系到中国在联合国乃至在全球的战略地位。中国的对非援助是巨大的，但是，美国等国家却说中国到非洲是为了攫取资源，并非为了非洲的建设，是“零和游戏”。中国在这方面的宣传却又是很不够的，中国应该不遗余力地告诉世界真相。

  总之，中国的战略传播还停留在宣传层面，缺乏修辞性传播。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层面，内外不分、中外不分，对内的宣传范式被广泛用于对外传播，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意识地强化，并常常出现“极致化”。体现在话语层面，就是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这种“极致化”传播偏向，既带有党性色彩，也具有国家属性。

  再次，是受“和合”文化传统的影响，模棱两可，多重标准。中国的对外战略传播，一方面呈现出立场鲜明、锋芒毕露，比如在军事传播上号召军队“时刻准备打仗”；但是，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圆润”甚至“圆滑”。和谁打仗、敌人是谁，又含糊不清。在许多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中国的国家方针、立场都基本是“和合式”的，缺乏强烈的针对性和明晰性。不关涉自己切身利益的，多是发表一些不疼不痒的言论，只表明自己的笼统立场，对当事方并不说三道四。这与美国战略话语的“锋芒毕露”截然不同。“和为贵”“和而不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与对方形成冲突，尽可能地避免面对面地对立，也就表现为总说“好话”，在体现国家政策、国家战略的文本中有时缺乏锋芒，过于“圆润”。这或多或少地有悖于世界对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期望。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中国提出了许多具有全球思维的“国家战略”，并付诸实施，逐渐由区域向全球拓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面临许多阻力甚至挑战。因此，“中国国家战略”在国际推行中，应汲取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重视以下举措：

  第一，融通中外，内外有别。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传播和实施中，应重视利益的相关性、共享性、共通性、互利性，使国家战略既能成就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同时也能融会邻国、国际的利益目标。比如，中国在提出“中国梦”的同时，也提出了其他国家的梦想，提出了“人类共同梦想”；在提出“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持开放态度，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在国际上用“倡议”，对接沿线国家，吸引相关国家参与。提出“亚投行”，但不局限于亚洲，向全球开放。因此，我国的上述战略，赢得了国内外的积极响应。

  反之，如果不能融通中外，内外没有差别，对内对外一个口径，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加区别，那可能就会引发对立乃至对抗。比如我国军事新闻宣传中的强势态度，一定程度上就“呼应”了国际上的喧嚣，也为日本政府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

  国家战略的制定、传播与实施的主体不同。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在话语呈现中应有语言学专家的把关，以保障战略制定中话语呈现的正确性、准确性和明确性。在国家战略的传播阶段，应征询新闻传播学家的意见建议，以便进行安全性评估，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方法，以保障国家战略宣达安全，避免潜在的失误。

  第二，口径适宜，轻重有度。古人云：“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大意是，作为领导者，话语恰当，老百姓就会听从；而说话不当，那么，老百姓就会不听。可见，国家战略，特别是领导者的话语表达，事关国家安危，应选择适当的传播方式和方法。否则，可能引发骚动乃至骚乱。

  2017年4月1日，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毫无疑问，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国家战略，且是“千年大计”。“消息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据有关媒体报道，在消息发布的当天夜晚，就有许多人连夜开车赶往雄安新区欲炒房，引发了不小的骚动。通过媒体报道获悉，该战略的动议早在一年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过了。或许，这种战略的传播是经过深入谋划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轰动效果。之后，跟进铺天盖地的新闻宣传，结果就是当地各个管理部门的工作措手不及。与突然的宣布相比，是否还有更为适当的传播方式？传播的口径、度量是否还有更佳选择，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国家战略有的属于执政党的内部文件，并不需要周知社会公众。因此，在内外传播中，应区分不同的国家、民族乃至受众的不同层次，轻重有度，口径适宜。国家战略的全民传播乃至全球传播，固然对战略的实施具有动员作用，但是，如果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度量，对被实施者来说，可能不是动员，而是威胁。

  第三，古今传承，内外对接。在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中，既需要汲取古代的历史经验，也需要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关于话语之于身家性命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我国古人已作过论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人而无辞，安所用之。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因此，国家战略的宣达理应借鉴古典智慧。

  此外，热情、外显、坦率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质性。无论是立场表达，还是态度宣誓，都无法掩饰这种民族的质性。但是，在中华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表达传统：委婉、含蓄。这在文学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月上六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东风恶，欢情薄”；等等。如果兼容中华文明的上述质性，在国家战略的宣达中既热情坦诚，又委婉含蓄，就是做到了“古今传承，内外对接”。

  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国家战略话语呈现也非常注重内外话语的对接问题。比如“中国梦”对接“世界梦”，区域“命运共同体”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哈国的“光明之路”倡议等。这些关键范畴的提出，蕴涵了包容性和兼容性，没有排他属性。当然，有一些概念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比如“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等。这种关键范畴的“排他性”是有前提预设的，在排他性的同时，预设了关注性、吸引力。

  综上所述，以怎样的话语方式呈现中国的“国家战略”，提高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使之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与世界各国形成对接，消除抵触、对抗等不安全因素，不仅是一个“国家战略”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国家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重要研究课题，不仅关涉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也关涉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乃至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的国家战略话语安全，不仅是中国国家传播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传播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思考中国国家战略的话语呈现，探究国家媒介空间、话语空间的建构和安全问题与挑战，综括中国国家战略话语呈现与宣达的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促进国家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具备极其重大的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富有重要的传播实践价值。

  【2】孙辰茜：《外交部：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华网，，2017年5月11日。

  【5】【6】［日］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49页。

  【7】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59页。

  【8】薄贵利：《论国家战略的科学内涵》，《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7期，第73页。

  【9】我国于2016年11月7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参见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三号，中国人大网，，2016年11月7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国人大网，，2016年11月7日。

  【11】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白准确地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12】【13】王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32~33、34页。

  【14】孙利：《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在大连下水》，央广网，，2017年4月27日。

  【15】《习提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中国经济网，，2014年8月11日。

  【16】魏建华：《习：“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果》，新华网，，2017年1月17日。

  【17】《中国支持普京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5年12月4日。

  【18】、王天乐：《“一带一路”握手“两廊一圈”大项目建设为中越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人民网，，2015年11月4日。

  【19】张智勇：《杜布罗夫尼克论坛讨论“三海连接倡议”》，新华网，，2016年8月28日。

  【20】郭继文：《我“一带一路”倡议和韩国“欧亚倡议”有机对接双方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改革报》，，2015年11月4日；武文卿：《“一带一路”对接韩国“欧亚倡议”：中韩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招标》，2015年第45期，第12～13页。

  【22】【23】【24】［日］左藤卓己：《现代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8、118页。

  【25】林敏华：《简史：与美国国家传播战略》，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9】《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人民网，，2017年4月1日。

  【30】【31】霍小光、张旭东、王敏、曹国厂、李亚红：《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人民网，，201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