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讨的文明意蕴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言语并非仅仅是指称目标全体国际的符号系统。语词并非仅仅是符号。在某种较难把握的含义上，语词简直便是一种相似摹本的东西。”（伽达默尔：《真理与办法》（一）,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86页）学术研讨的打开离不开对词语内在的整理，概念史研讨之所以重要，源自其一个根本信条——概念即前史，也即概念不只是知道前史的办法，其自身就蕴涵着前史和文明的符码。

  概念史起初是一种哲学辞典的编纂办法。黑格尔逝世后出书的《前史哲学》呈现了一个特别的用法，将前史书写分为三类——“原始的前史”“反思的前史”和“哲学的前史”，“概念史”被归入“反思的前史”。由于只要孤例，且黑格尔没有阐释何谓概念史，因而有人置疑这儿的概念史是否出自黑格尔之口，抑或为记载者所误加。可是，这一用法别具含义，被赋予感知和反思意涵的概念史不正是科塞雷克、布鲁内尔和孔茨等主编《前史性根底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言语前史辞典》所要显示的旨趣吗？正是在这部8卷（第9卷为索引）大开本的前史辞典中，作为了解和反思的概念史被确立为一种书写前史的办法。需求赘言的是，这儿的“前史辞典”（Historisches Lexikon）虽有一般辞典的书写规范，可是内容异于一般含义的辞典词条，有的概念篇幅堪比专著。

  科塞雷克在给该辞典编撰的导语里，揭橥了概念史研讨的根本内容，概言之，一个概念要成为前史性根底概念大致需求满意四个规范：民主化、时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民主化即社会化或大众化，指原因由贵族、教士等独占的常识逐步为普通人所把握。时刻化不是指外在的时刻，如天然时刻和编年等，而是指概念自身所内聚的曩昔的经历和未来的等待，正是在这二者的张力中概念才得以成为近代或现代概念。概念一旦为不同集体、党派所运用，即敞开了政治化的进程。政治化的概念有或许意识形态化——抽象化，抽象化的概念与其实践之间必定发生张力。

  1972年《前史性根底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言语前史辞典》第1卷面世，1997年最终一卷第8卷出书，这期间概念史研讨在德国以外发生了不同的反应。1985年，科塞雷克的重要论文被结集英译为《曩昔的未来——前史时刻的语义学》（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出书，这本对概念史旨趣进行阐释的论文集遭到海登·怀特的推重，他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最重要的前史理论家之一。可是，在法英两国，概念史的境遇欠安。师从科塞雷克的法国学者阿赫多戈称概念史在法国被无视，是“不敢说出自己姓名的思想史”。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纳乃至直言没有概念史，只要环绕概念争辩的前史。政治思想史家波考克质疑以概念而非言语或言语作为研讨目标的可行性。来自法英的冷淡或批评标明相互之间有学术理路的歧义，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言语”研讨要在经历，法国的“言语”研讨重在实践，而概念史关怀的是“概念”长时间的历时性改变。

  面临概念史遭到的质疑，科塞雷克的弟子、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斯坦梅茨提出应该将视野下移到十九世纪末以降的“高度现代性”的年代，一起也加强对概念与反概念、相邻概念、言语表达和隐喻等的研讨。有鉴于概念史尽管描绘了语义改变而缺少有用的解说力，他在《前史语义学：理论问题与研讨实践》一文中以为，前史语义学有必要来一次“经历性转向”，打开微观层面的历时性研讨。在他看来，语义学的中心问题是言语和言语之外“实际”之间的联系，也即怎么将言语之外的“实际”和过往由言语构成的“现实”概念化。借用卢曼关于语义的界说——暂时安稳的言说和书写办法，语义能够制度化和典礼化。如此一来，关于语义学的界说多少都与“社会结构”有关。现实上，与社会结构相同，语义由个人行为（言语行为）构成，对行为者既是束缚也是动力，前史语义学或前史言语要树立一种解说语义改变的模型，进一步诘问语义何故发生、消失以及不断改变。

  可是，即便在办法上趋近了，仍有不行逾越的前史和文明沟壑——不同言语之间概念的“可译性”或“互译性”问题。在欧洲言语中也存在怎么翻译的难题。以色列前史学家范妮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研讨18世纪末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德文翻译后，发现译者用德文Staat（国家）翻译英文Community（共同体）、Polity（全体）和Nation（民族），致使后者失去了在苏格兰文本中包含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意味，更为糟糕的是，推翻了苏格兰文本内在的批评性。斯坦梅茨回想20世纪80年代末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参与科卡和韦勒领导的严重研讨项目——从比较视点评论现代和今世欧洲的Bürgertum（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最终他们发现以简直没办法翻译的Bürgertum作为研讨起点的过错，由于以这种办法开端研讨，一开端就预示着存在德国“特有之路”（Sonderweg）。

  上述发生在欧洲的翻译问题，在意欲研讨19世纪以来的近代新名词和概念的东亚相同存在。在科塞雷克拜访日本二十余年后，我国、韩国和日本兴起了概念史研讨。这些区域同属汉字文明圈，汉字对译西语为比较概念史研讨供给了可贵的范本。就我国而言，在评论由词语和概念建构的近代时，既要重视汉字译词与西文的联系，还要统筹来自日本的影响，由日本转译的多是由有着非常丰富汉学常识的学者提出的，之所以为晚清常识人广泛承受，乃是由于相互在言语文明上有着互通之处。无疑，汉字概念与西文概念不或许彻底对等，即便相同运用汉字概念的中日韩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比方西文的Gentry，在中文被视作士绅，日文为“大大众”，韩文是“两班”，细究起来，它们之间有不行互译性，语义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各自对应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更不必说，翻译概念在达到译词的规范化和广泛运用的过程中，与政治、社会之间发生的互动和相互再造的联系了。

  斯坦梅茨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时，指出反映西方国际观的比如“政治”“宗教”“社会”“个人”等概念现已深深嵌入非西方社会，而非西方社会的前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文明专家常常经过在其叙说中刺进所调查的行为者的术语来消解外来性问题，这发生了一种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幻觉。实践上，去欧洲中心主义是为对立权利的压抑，而非将外来的翻译语和概念弃之不必。在笔者看来，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讨旨在深究特定情境下概念的出产和再出产及其成果，与此一起，在深化研讨中建构自己的“言语系统”，是咱们尽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