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蕴及实践进路

  【摘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背景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宏大工程，从始至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理论为指导，依照习关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精准概括和精辟论述，批判借鉴、辩证扬弃西方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贡献具有典范性、引领性和超越性意义的文明新理论和新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文学、现代公共哲学以及制度伦理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论文）、《以文明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世界观意义》（论文）、《文化的实践合理性逻辑与优良心灵秩序的生成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时代启示》（论文）等。

  文明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明引领更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发挥其世界性影响力的内生性需求。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洞悉了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大势，理论意蕴深邃、现实指向明晰，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前瞻性和引领性。

  文明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活实践中显性的、客观的事实。文明体现着人类智力性的劳作，是卓越的智慧结晶。人类对于文明的追求和确证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本能，就必然会生成一种现代社会所谓的“文明的逻辑”。人类历史进程中，文明是不断进阶、升级的，有初级的文明经验，更有高级的文明智慧，二者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后者不断取代、超越前者的过程。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形态，是狭隘的、分裂和具有内在冲突性的技术文明、资本文明、个体利益本位的文明。

  理解“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必须在学理上对“文化”与“文明”的辩证关系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解和界定。文明（civilization）与“野蛮”（savage）或“原始”（primitive）相对，源于古拉丁文“civis”和“civilis”，本义指享有一定权利的、生活状态更为优越的“城市居民”（区别于非城邦人尤其是蛮族），引申义为“公民的”“社会的”“国家的”等。该词词根的本义，指古罗马时代的“公民身份”（城市的居民），其名词“civitas”指“有组织的社会”（强调人民所享有的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形容词“civilis”则有“文明的”“开化的”等义，由此所引申的“civilite”，则有公民行为举止意义上的“谦恭、礼仪”之谓。至18～19世纪，该词的意义更加明确，特指开化、文化或文雅。相对于原始洪荒时代未开化的野蛮状态，文明社会、文明生存意味着人类理智和心智的同步进化所达到的较为高级的状态。[1]

  中国古代先民创造“文明”一词，其本义原是借用自然现象象征人类社会的理想与追求。据涂大杭考证，在我国，“文明”二字最早见于《尚书》和《周易》。与“文化”这一词语相同，都以“文”为关键表达。就其原初涵义而言，意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易传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是此意。随着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心智的不断开化，文明获得了新的含义。至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2]“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解释为“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3]显然，此处所谓“文明”依然保留着与蒙昧、荒蛮相对的涵义。依孔颖达之见：其一，文明同“文治教化”相关，譬如，前蜀贯休的诗“何得文明代，不为王者师”所言“文明”；其二，文明还包含着“明察事理”的意蕴。譬如，《易经》“明夷卦”彖传中的“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用之”。清代，“文明”更多地与“美好的社会进步状态”意义相关。以康有为所谓“三代文明，皆藉孔子发扬之，实则蒙昧也”为典型代表。[4]梁启超则强调指出，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就是“大众的文明”或曰“群众的文明”。“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却是群众的自发的文明。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的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前来得连续。现在的欧洲，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5]

  鉴于“三代文明，皆藉孔子发扬之，实则蒙昧也”的状态，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心性文明”论说，强调“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内在相协调。孙中山先生强调：“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6]1915年9月，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对“文明”的本质及特征做了新的理解和概括：“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养神武。”“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7]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首次提到了“文明”一词：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8]

  不难看出，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对文明的解释、强调并指称的，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一，在发生学意义上，文明生成于特定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之中。文明的本质是特定文化所包含、内蕴着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合理的价值观信念的表征等。其二，文明与文化密切相关。广义的文化包含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精神文化的进步。依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与文明有先后之分。“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方面，就人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自从有了人，便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另一方面，就文明与人的关系而言，二者并不同步，有了人并不一定就有了文明。就前者而言，钱穆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9]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更是将文明视为体现文化认同、进行文化归类的一个聚合体。“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10]

  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于文化与文明的涵义及其二者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贡献了新的智慧。斯宾格勒认为，文明乃文化的“没落阶段”。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后者却是灵魂的木乃伊。[11]汤因比明确指出，文明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乃是整体，他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12]杜伦指出，文明是社会秩序。“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13]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14]

  唯物史观理论视域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价值哲学的立场，从三个层面对“文明”的本质作出了全新的规定和诠释。一是历时态意义。此种意义上的文明与人类从原始洪荒时代的蒙昧和野蛮一路走来密切相关。摩尔根是持有这一文明分期观点的代表，在其所著的《古代社会》中，依据人类心智的进化程度，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有“蒙昧”“野蛮”“文明”之分。摩尔根的文明分期观点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肯定，后者据此对文明本质的生成表征作出论述：“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5]“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6]二是强调人类活动（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活动）的历史性成就，文明被置于文化的视角下做了广义的理解和界定。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强调文明的文化发展内涵：“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7]，表征着文明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马克思明确地指认为“文明的果实”；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被马克思指认为“文明的灵魂”等[18]。三是文明表征一种历史和实践辩证法意义上社会进步的状态。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问题的思考和相关研究论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观念史、思想史意义。有学者指出，对于如何阐释和理解“中国”，可以说在21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换。立足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着的文明理念变革、文明实践新探索以及文明价值观合理根基的重置等，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知识界普遍展开了有关中国研究和阐释问题上的“文明论”转向。“以文明看待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人文思想学术界的新共识。作为当代知识界阐释中国的一种主要方式，文明本位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有别于以往所谓“民族-国家论”“现代化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冷战论”等话语变迁。此处所谓“文明”，并非前述现代性理论思维框架内与“野蛮”相对的表述，也不是所谓“大写的普遍价值体”，而毋宁是“一种宏观且复数的人类构成体单位”。具体而言，为中国知识界所聚焦的“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文明”，正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为国际知识界所普遍关注。这一知识形态出现的同时，21世纪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民间传统文化热”。这种热潮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自我认同方式。可以说，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文明论”已经成为阐释21世纪中国的一种重要范式[20]。

  一定时代人类文明理念的变革、人类文明实践以及文明价值观新逻辑、文明社会新形态文明新范式的确立，离不开对特定文明何以可能的背后的深厚历史传统及其实质的考察与辨析。针对这一主题，胡适曾论断：“现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21]那么，在艰难变革中迎来蜕变和新生的中华文明之超越性的人文新品质和价值新境界究竟是什么？1915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上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矧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四年之后，朱执信再一次提及所谓“睡狮”：“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而去做狮子？狮子好斗，以武力争胜；而人类贵互助不贵争斗，比智力而不比武力”。中国“从前没有觉醒，就像睡了的人。现在醒了，就把人待朋友的方法，来待友邦。”显然，其核心关切在于提醒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思考，以何种确当性的方式创造一种无愧于历史的新的中华文明价值类型。

  合理性意义上的文明所秉持和致力于证成的，是优良人性自我证成，先进制度、文化和价值之自我实践的逻辑，文明的高度所体现和表达的，就是应然性、理想性意义上人性的历史高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的辩证法昭示我们，一方面，文明并非既成和预成的现象，在文明如其所是的过程之中，充满复杂、曲折和坎坷。文明所确立、所强调的，是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过程中应遵循的“边界”和“限度”，是一种对人类公共性福祉深刻体认和共识意义上确立的价值生存准则。客观地讲，世界历史范围内，各民族循此准则，克服一己之狭隘偏见，取得了辉煌与伟大的成就，展示了人类可能实现的光明、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真实的情形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实践自始至终充满着“悖反性”。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中，由于相对分离的民族-国家之永远难以止息的、越来越激烈的生存利益的争夺，致使文明的过程，成为某种形态的生存方略自主建制和辩护与诠释的过程，始终伴有反文明、非文明，以及各种形式的伪文明现象。文明之于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内在性的难以遏止的自我疏离和自我反对，带来的是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消亡，导致的是人与整个对象性世界（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核恐怖、极端民族主义等威胁之根源，是文明的病症。“当代关于文明的观念得以建构的模型，是20世纪初全球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了19世纪将文明看作是物质与道德进步的启蒙观念。因此与其说其起点代表着不同文明的现代性的起源，倒不如说它代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自我表达是如何被它的领袖或知识分子根据当代不同的现代观重新塑造的。”[22]阿格妮丝赫勒基于现代性视角，分析、探讨了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文明与价值。赫勒指出，与文化的分化不同，文明概念所指涉的，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日常生活”，分为“道德文明”与“技术文明”两个方面。在历史理性自主确立的逻辑进程中，文明表现为“低级”和“高级”两极，体现在人类的行为中同样可分为“举止文明”与非文明两种情形。一方面，从实践-价值辩证法的角度进行历史性审视，文明作为社会主体之获得性品质，低级文明可以变为高级文明，野蛮的世界同样可以变为“文明的世界”。可见，与现代性理念和精神相联系的“文明”，表达了一种随技术进步而来的、面向未来的积极、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就文明的规范性构成而言，它与“客体化”（objectivation）之复杂性系统的支持密不可分，后者泛指文明可以以之为载体的“社会日常生活、习俗、交往中应该遵守的一些彼此相关的准则、规范”[23]。

  人类一直寻找重建文明的新路，重拾文明价值观变革的信心。人类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历史范围内，不同的制度、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观念所建构的文明模式和形态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能够被称为“文明”、能够作为“文明形态”和“文明实践”出场，并且以自己所秉持的理念对其所处时代的存在现实给出合理性诠释，帮助人类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则这种文明价值观一定从深层次破译、洞悉并准确把握了人类进步的规律，变革了人类发展的道路，从整体性意义上刷新了人类自我认知的界限，达到了特定历史时代人类有关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理想高度。因此，文明话语涉及宏观社会层面与他者相对的自我的界定。具体而言，我们所要界定的自我表达了宏观社会秩序的理想或真理。文明与诸如国家这样的其他宏观社会认同之间的区别在于，文明常常是有能力包容他者的先验道德或精神权威的“储藏室”。尽管民族国家声称国民效忠于她，但人们常常认识到，最高的真理并不必然是在民族国家那里，而是在一个先验的或普遍的领域之中。[24]

  2023年3月15日，习出席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深刻回答“现代化之问”，并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习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论”的鼓噪，以及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本国利益优先的考虑而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对抗的做法，“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对于创建一种新型的文明社会和文明世界，意义重大。

  习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就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2023年6月2日，习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特性、最有生命力的特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守正创新、凝聚统一、开放包容、崇尚和合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习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在于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以及特质鲜明的中华文明之形态。习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其一，连续性是中华文明首要的突出特质。注重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中华文化和文明历久弥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荀子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习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读懂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古老国度的现实逻辑，唯有置身时间长河，深刻把握其历史逻辑；传承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唯有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历经数千年风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生活形态从未中断。这确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历久弥新，确保了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整体性和有机统一性。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面对挑战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这是中华民族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的深厚底气。只有秉持历史客观主义的立场，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之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理解中国，才能在文化和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真正肩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新使命。

  其二，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持久动力。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创新之于文化发展和文明变革的重要性。韩愈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中华文明是最具创新性意识的文明形态之一。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创新性使中华民族形成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民族文化品格，以及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质，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

  其三，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确保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保了制度、文化的整体性。由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特性所决定，中华文明必然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

  中国历史上，自秦朝始推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奠定了中国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制度。自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经历了代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宋辽金这一政权割据的时代，中华民族发生过两次大的民族融合，为隋唐和元明清统一的政治格局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无比璀璨的中华文明由此开启。从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到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再到明代的“洪武之治”“永乐盛世”，直至清代的“康乾盛世”，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立基于政治秩序稳定。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强、文化兴、人民安离不开统一，统一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习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其四，包容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现为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强大涵化力以及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兼收并蓄的品格与气度。《孟子滕文公上》有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文明是人类改造对象世界的智力成果，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文明存在着民族特色、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差别，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有的文明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明形态既包括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玛雅文明等，也包括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都具有鲜明的历史传统、制度实践以及生存与生活智慧的印记，是各民族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因此相互尊重才是对待不同文明应有的态度。

  习精确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植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充分体现了其开放性特色与优势。包容性品格是在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批判地借鉴、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并通过持续性的交流互鉴而得以确立的。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其五，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取得现有国际地位和赢得世界尊重的根本所在。古往今来，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独特单元，中华民族不可取代的历史性地位的生成，其影响力、感召力的发展和不断壮大，从不是依靠穷兵黩武、对外扩张。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嵌入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等思想。中华文化尚和合，中华文明具有内在的亲和力，正是其崇尚和平的本质属性，使其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自西汉古丝绸之路交流通途开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教、基督教得以进入华夏大地，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1840年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列强以文明征服的名义，用坚船利炮强行入侵，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遭遇文明、国家、社会三重困境，此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情境。从屈辱苦难中走出的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珍贵，深知建设、维护一个普遍意义的世界和平之不易。当前，中国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展示了为全人类创造发展机遇、造福全人类的路径。而近代“霍布斯丛林”意义上的弱肉强食，本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以冷战思维和霸权心态一味奉行单边主义、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冲突的穷兵黩武，是对全球正义原则的侵害，是对美丽世界愿景根本上的悖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方略。理解“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习主席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发表演讲，向世界深刻阐释关于文明多样性、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中国主张。“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其一，准确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完整涵义和“文明社会”的确切意蕴。马丁雅克提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张维为对此高度认同并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25]。王铭铭立足“民族”、“国家”及其与“文明体”的复杂关系明确提出，中国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是一个不能简单以民族国家概念定义为“民族体”的复杂“文明体”。因为“民族体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想象的共同体，但却不能解释现实中依旧具有那么多文明特征的当代中国；反过来说，文明体的概念虽不如民族体成熟和流行，但却能解释现实中依旧多元一体的中国。”[26]布罗代尔对“文明体”也表达了自己的识见：“一个文明首先是一个空间一个场所”，这既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或场所。他认为“这个场所或多或少会延展，但绝不会太狭窄。”[27]一方面，依照地理空间意义，涂尔干和莫斯明确指出，此一文明（体）之中至少包含两个或以上的社会或民族国家；另一方面，立足文化空间意义作观照，则“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文化的各种特征和现象的总和。”[28]可见，普遍意义上的“文明体”既跨越社会、政治体，同时还跨越语言、民族等，融汇了多种文化。布罗代尔更看重地理空间对文明的重要性：“文明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因此，“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29]等因素。汤因比也提出，文明应被视为是对一系列自然环境“挑战”的“应战”[30]。

  理解了作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之根本的“文明型国家”的涵义，那么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理解，就比较容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有学者指出，野蛮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暴力的充斥，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而，暴力程度降低是文明社会最为直接的本质性特征；人类社会要想摆脱暴力的丛林法则，就必须达成契约，步入契约社会，即实现作为契约经济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契约政治的法治社会的统一。“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必须是尊重个性选择，能够充分实现个性自由的社会。因此，所谓文明社会是建立在降低暴力程度基础上的良序社会、正义社会和自由社会的统一。”[31]

  其二，切实贯彻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和根本性原则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中西、古今融合与贯通的过程。习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021年3月，习在福建考察期间指出：“要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却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创造性转化是基础，是我们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点；创新性发展是根本指向，是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推动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总方针。

  坚持“两创”方针建设中华民族当代文明，必须辩证对待中与外的关系。习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实践和文明形态呈现差异化、多样化与多元化，但都是人类文明之最基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文明形态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应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涵化力、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日益频繁。习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既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又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拿来用，不适用的不能生搬硬套。应着力推动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其三，明确文明崛起论的智识论内涵。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秉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轴心时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以古希腊的柏拉图、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为代表，人类文明在不同时空界域几乎同时取得重大突破。20世纪末，一些学者提出“新轴心时代”概念，认为在21世纪，以东方的中华文明为代表，世界文化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因此，“今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崛起；中华民族之复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复兴。”[32]2023年2月，习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变革、再铸中的新的复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崛起的标准，远远不止于经济总量，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处于精神贫瘠状态，经济的发展迟早会遭遇新的瓶颈。”[33]

  显然，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未来光辉灿烂的远景来看，与经济上的富强相比，文明的崛起是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的伟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向全世界讲述中华文明的崛起，意味着必须立足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质，深入挖掘、准确呈现其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秉持习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摒弃高下之见，达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文明共识理念[34]。

  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人类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视域内，“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是明确的，二者的旨归和旨趣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价值”与“伦理”的分野。具体而言，文明更关注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更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与文明相比较，文化更体现为特定民族的性格特质与生活样态，所指为“狭隘”的，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所关系和解决的，是民族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归根结底，是民族身份的确立与价值认同。文明的特殊性在于，其视野是超越性的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同时回答“什么是好的”。此处所谓“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指向对“他们”，甚或全人类。现代中国文明观、文明秩序与文明价值的变革与重建，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既往狭义上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要致力于恢复文明国家本有的、应有的风采。在人类文明变革进程中，在全球秩序的重建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从“大国”到“强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是必要的前提，同时，先进文化的魅力，以及融创新性、前瞻性与包容性和开放性等于一体的生机无限的强大的文明引领力，更是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放眼未来世界，“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几个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3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026）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47页。

  [4]涂大杭：《精神文明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5]梁启超：《梁任公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9～30、68页。

  [6]《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9～140页。

  [8]《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10][1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5、25页。

  [1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

  [12]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63页。

  [13]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上册，李一平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2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1页。

  [19]：《新民主主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页。

  [20]贺桂梅：《“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21]参见《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22][24]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理德尔、S.N.艾森斯塔德编：《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7、108页。

  [23]李世涛、靳锐：《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文明与价值阿格尼丝赫勒基于现代性视角的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6]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5页。

  [27][28]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城、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6、198页。

  [29]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30]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3～136页。

  [31]王庆丰：《文明社会的四个本质性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32]《文化建设要多些“历史耐心”（人民观点）于传统中筑牢文化自信③》，《人民日报》，2017年2月9日，第5版。

  [33]朱永新：《大国崛起从文明崛起开始》，《人民日报》，2016年3月17日，第5版。

  [34]范玉刚：《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化密码》，《甘肃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0版。

  [35]许纪霖：《中国要的是怎样的文明崛起？》，《中国改革》，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