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凉后的“中国自行车第一镇”：上千元单车2折出售
时间: 2024-09-20 03:25:08 | 作者: 云开平台
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王庆坨 “回收共享自行车并再次出售”已形成产业链
一年前，在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天津市王庆坨镇，每天都有货车从这里拉着数千辆共享自行车发往全国各地，各个工厂“订单接到手软”。随着多地共享自行车“禁投令”的出台和不少共享自行车企业的倒闭，共享自行车的订单骤减，现在的王庆坨什么样呢，记者再次走进王庆坨。
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天津市王庆坨镇，在2016年乘着共享自行车的风口“火”了一把，当时，每天都有货车从王庆坨拉着数千辆共享自行车发往全国各地。各个工厂“订单接到手软”，不少工厂迅速扩大产能，期待自行车行业的下一个春天。不过，仅时隔一年，随着多地共享自行车“禁投令”的出台和不少共享自行车企业的倒闭，共享自行车的订单骤减，不少工厂甚至没办法回收尾款，只能依靠卖车勉强度日。
北青报记者日前探访发现，在王庆坨，“回收共享自行车并再次出售”慢慢的变成了一门产业。这些二手的共享自行车被低价从全国各地回收，被简单翻新后以稍高的价格出售给新的企业，用以回收货款或资产变卖。目前，数万辆车已找到新主人，更多的车仍散落在各地。这些造价几百上千元的高质量单车，如今只能面临被“贱卖”他人的命运。
“我现在专门做回收共享自行车的生意”，天津市王家坨镇的一家规模不小的自行车制造工厂内，只有零星几个工人正在组装自行车；在工厂前面的办公室内，负责人张总告诉北青报记者，“我用收废铁的价格把这些共享自行车收回来，再用接近废铁的价格把它们卖出去，说实话，也赚不了几个钱。”
在“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王家坨镇，回收二手共享单车慢慢的变成了一门生意。派人在全国各地负责找车、并将车辆运输回来的张总，只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环，他的上游是曾经为共享自行车造车却没办法回收货款的自行车制造厂，下游是对这些几乎没怎么被使用过的车辆进行二次利用的买家。他说，第一批7万辆左右的共享自行车已经回收，一半左右已经找到下家并陆续发货；不过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单车还有更大的市场。
张总的朋友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本来一起经营着几家生意，而为了做回收共享单车的大生意，张总投资不小，“他把自己的两套房子都卖了，现在专门做收车的买卖。”
“我收的车都是已经倒掉的那些品牌，大部分都是绿色的酷骑单车；也有蓝色的，小蓝单车，那个数量比较少；还有些其他牌子的，比如橘红色的小拜单车。”据张总介绍，这一些企业去年突然宣布倒闭，但是造车的款项还未结清；工厂无法追回货款，只好把车辆卖掉，以此抵回部分货款，或者作为公司资产被变卖。
去年8月起，当时号称国内第三大共享自行车公司的酷现“退押难、发薪难”等问题。该问题被报道后，大量用户无法在线完成退押，酷骑“倒闭”的声音慢慢的变大。9月，酷骑发声明承认资金出现问题，“退押金迟缓问题演变为挤兑，公司寻求全面收购，但进展比不上挤兑的发展形势”。酷骑还表示，已累计投入9亿多资金，尚有140万辆车在运营，150万用户未退押金，并表示押金会给用户退回。
不过时至今日，酷骑的大量用户仍未收到押金，与此同时，车辆供应商也有2个亿的款项未结清。王家坨一位单车制造厂的负责这个的人说，在共享自行车形势好的时候，是买方市场，单车企业能先交30%的订金，就可以拿到车，后期70%付款的时间不定，有时是投放完毕，有时是固定结算时间，“反正就看共享自行车公司吧，他们说何时就何时，那么大公司肯定没什么问题。”这样被动的局面给制造厂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悟空单车、3Vbike、酷骑单车、町町单车、小蓝单车等一批共享自行车公司纷纷陷入资金危机，几乎一夜之间失去结算能力，也将风险转移给了上游供应商。“现在订车至少50%-60%的订金，装车的时候就得结完全款，否则不发货。”该负责人表示。
在距离王庆坨镇中心不到10公里的一片农田中，北青报记者见到了数万辆堆放着的共享自行车。这些车整齐地码放在农田中，周围简单地用布条和木框围起来，约上万平方米的农田空地中全都是共享自行车，从远处看上去格外壮观。“这有3万辆左右的酷骑，那边角落里有一些小蓝，数量不多，大概1000多辆。”张总介绍，这些酷骑单车差不多是去年下半年制造出来的，但那会儿酷骑已经宣布破产。“这些车都能骑，拉过来的时候还挺新的，但是放在外边风吹日晒的，看着有点旧。”
走近一看，农田中的酷骑单车磨损痕迹不明显，可见被使用的次数不多。但长期暴露在野外环境中，车辆的车轴、车前叉等部位还是生了不少铁锈，胶皮车把手也呈现老化的痕迹。相反，小蓝单车虽然被故意磨掉了车架上的“bluegogo”字样，但整体仍然显得比较新。“小蓝全部是铝制的，不会生锈，还好骑；酷骑是铁的，会有一点生锈，但不要紧，骑起来感觉不明显，我们还会处理一下。”
不远处，六七位工人正在“处理”一些车辆。一些工人将单车车架、挡泥板、车座后部等，有共享单车公司名字的地方换上新的商标，另一些将旧的车把手拆下，换上新的，地上随意扔着很多贴纸的背胶和旧把手。“这些车都有人要了，人家要什么样的，我们就给如何正确地处理。如果要把锈迹喷盖住就价格高一点，一般都不会这样要求，毕竟车能骑就行。”
北青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车辆被换上了印有英文的标签，公司名字也更换成一家外国公司，网址后缀为.se，能够准确的看出这是一家在瑞典运营的共享单车公司。不过车辆的整体外观没改变，依旧是绿色的，原酷骑车上的“必佳索”牌车锁也未更换，从车锁的品牌依旧能够准确的看出此前运营的痕迹。
附近一家自行车厂的老板提起农田里的几万辆共享自行车连连叹气，“那些车真是太可惜了，以我的经验来看，绿色的那些成本价最低六七百元，蓝色的则至少上千元。太可惜了，都是好的车。”
共享自行车质量比一般单车价格高是业内的共识，“共享单车会采用全铝或质量较好的材质，车胎使用发泡胎，这样轻便好骑、常规使用的寿命久且后期维护成本较低。另外共享自行车的车锁是比较贵的，一把就几百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小蓝单车的成本价至少在1500元左右。
“现在我一辆卖240元，带智能锁，酷骑和小蓝价格都一样；不要锁的线元。除了这里的，我在仓库中还有大几千辆橘红色的小拜单车，小拜单车是全新的，还没出库房。那个因为成本低，可以190元一辆出。”张总介绍称。照此计算，这些共享自行车在卖二手车时，几乎是两折甚至更低的价格。“价格还可以商量，否则我就只能卖废铁了，废铁5毛一斤，一辆也就能卖20元。”
在几公里开外的王庆坨镇上，郭师傅正在一家工厂组装车辆，老家的一位亲戚拜托他找工作，但他所在的工厂表示目前不缺人。“现在是淡季”，工厂一位负责招聘的员工表示，每年的雨季都是淡季，订单量只减不增。
另两家较为大型的自行车生产厂商，此前都是小黄车的供货商，工厂招工处表示目前都有用人需求。在富士达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有条不紊地将黄色的部件组装、检验，“共享自行车组装工工资是按照小时计算的，12元一个小时，一般一个月4000元左右。”在飞鸽的生产车间中，几名工人正在给一些山地车贴花，“共享自行车我们也做，山地车这些也做，我们什么都做。”一位工人表示，目前公司有6条生产线，每天生产几千辆单车；自己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月薪在4000元。而一年前，飞鸽工厂内仅小黄车平均每天就生产2000辆。
说到共享自行车，一家小代工厂的负责这个的人说：“共享自行车对行业冲击太大，我们当时接到一些外包的单子，也帮他们做过，幸好没有投入很多；像一些大厂投入太多，现在风向变了，他们转身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一家共享自行车制造企业目前已经停掉了共享自行车的订单，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一位来此求职的女士表示，老板在面试中感觉自己的口才不错，建议自己别做自行车组装工了，而是去公司的售楼处卖房，“老板说现在更紧缺的是售楼的，而且更赚钱”，她说。该说法得到了王庆坨多位村民的认可，“现在更多人来王庆坨是买房的，联系自行车订单的比较少。”
共享自行车曾为这个小镇带来太多转变。2016年下半年开始，共享单车火了，王庆坨作为自行车生产重镇，接到全国各地飞来的订单。交通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享自行车产量约为2300万辆，天津作为共享自行车的重点产区，拿到了60%以上的订单。大厂与共享自行车企业战略合作、小厂拿到外包单、或为小品牌的共享自行车造车，上游主要零部件供应紧张，共享自行车甚至被评价为进入“拼产能”时代。
时隔一年多，从业人员已经感受到了“变天”。去年4月北青报记者曾来到王庆坨探访，彼时人人谈“共享”而兴奋，自行车行业协会、自行车商会的负责人认为这是自行车这一夕阳行业的一次大机遇，纷纷介绍企业讲情况、谈经验。而上周，当记者再次来到王庆坨，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已经不愿再对共享单车多谈，“形势发展变化得太快，我们也还在研究，详细情况还在走访调查，没什么能透露的。”
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刘学权在今年年初表示，“2017年，在共享自行车为我市自行车公司能够带来订单‘红利’的同时，也对自行车整体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内销市场的萎缩、传统渠道和自有品牌受到冲击。特别是进入下半年，由于共享自行车运营盈利模式不明，一些中小型运营公司开始出现倒闭现象，致使订单尾款结款出现风险等。年末长期资金市场的风起云涌、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共享电单车的涌现等等，均对共享自行车产业下一步怎么样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
2017年9月，鉴于共享自行车的投放已经饱和，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共享自行车“禁投令”，要求企业暂停在北京新增投放共享自行车。此前，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多个城市已经宣布禁投令。据交通运输部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7月，全国有近70家共享自行车企业累计投放车辆超1600万辆。禁投令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此期间，不断有共享自行车企业倒闭，行业巨头出现，市场对单车的需求收窄，共享自行车制造工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共享单车对行业的冲击并没那么大。要知道，共享自行车一直不是我们的祖国自行车生产的主要方向，出口才是。”自行车行业协会一位负责这个的人说。不过，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天津自行车的产量不断上涨，但出口比例却在下降。2015年，天津自行车产量4030.6万辆，其中出口比例超过55%；2016年，天津自行车产量为4225.13万辆，其中出口比例为50%；2017年天津自行车产量5012.5万辆，其中出口比例约43%。这其享单车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王庆坨，北青报记者看到数家自行车工厂大门紧闭，内部处在停工状态。这些工厂有些是因为经营问题停工，有些则是“因为环保问题关停的”，其中一家自行车工厂的保安说。去年5月，包括富士达、爱玛等大型自行车生产工厂的部分车间都因为环保不达标而停止生产。据业内人士透露，在自行车制造的喷漆、烤漆过程中会释放漆雾和有机废气，这一环节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同时也会对员工的身体造成伤害。
专家表示，依据相关环保要求，工厂车间必须对废气做处理，达到国家标准并通过环评后，才允许对外排放。如果环保检测不达标，工厂必须严格关停。生态环境保护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地政府也给予格外的重视。北青报记者了解，目前当地停工的单车企业也正在积极整改，争取早日达标复产。
刘学权表示，2017年，天津自行车电动车产业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件大事，一是共享自行车，跨界融合自行车产业带来自行车的格局变化；二是坚决治理“ 散、乱、污”的环保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三是电瓶车交通治理及标准化进程的延伸。“面对共享经济的大形势，企业应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一味追捧盲目扩充产能，也不能在共享经济的大形势下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企业要依据自己情况适度、适量地跟随形势，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