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凡百慎交绥”谈起
时间: 2024-10-30 15:21:48 | 作者: 云开平台
杜甫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之《夔府书怀四十韵》末句“凡百慎交绥”，自宋人郭知达始，古今注说多据晋代杜预对《左传·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句的注解“古名退军为绥”（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认为此句表达的是诗人期望诸将奋力进攻而不行轻言退兵之意。近来有同志提出“交绥”即“交兵”，“慎交绥”实为“慎交兵”，杜句应解作“希冀朝廷慎重用兵、赶快消弭兵灾的志愿”，体现出杜甫“一贯的反战心情”。（郝润华《杜诗“凡百慎交绥”意蕴索解》）据字词转义，全诗意脉以及杜甫后期身处之时局，这个新解不能成立。
按，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车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段氏复引《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句周生烈所作“正立执绥，所认为安”之注，引申“绥”为“凡安之称”，从而补许慎所谓“绥”字乃“从丝，妥声”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绥以妥领会，即以妥形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绥”字从求安的转义，演化为后来的通“退”，其间逻辑，唐代孔颖达有过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绥”云：“绥必是退军之名。绥训为安，盖兵法务在进步，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罪，故以绥为名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意即“绥”本作“安”解，因兵法讳言“撤离”，故以“绥”通“退”。
论者或举旧史及诗文文献中多处语例以证“交绥”为“交兵”意者，可是一方面有些语例存在显着误读，如陈师道“旧好无新功，终年此交绥。未须坚百战，当即建降旗”（《赠赵奉议》）、刘克庄“君豪频应战，吾老怯交绥”（《题蔡烓主簿诗卷》）诸句中的“交绥”，显着即只能作“交退”而非“交兵”解。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呈现“交绥”者，往往是与“退”“覆”“败”联络在一起，如《梁书·武帝纪上》“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鹜，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一段，描绘的便是一场败仗的产生，所谓“接距交绥”，指的是对方和我军接距即交绥（溃败），这儿的“接距”与“交绥”，是因果衔接而非并排联系。再如唐人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中“健兵倅马，不行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数句，杜牧此文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关克复后，此处的“但能壁垒，岂敢交绥”，正是对前引《左传》原典的取舍化用。按“交绥”呈现在《左传》中，是缘于一场秦晋战事，其时晋人臾骈依据秦军之不耐久战，向主帅奉献“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战术，而屈服秦国的士会则建议使用晋将穿（赵之侧室）“不在军事，好勇而狂”的缺点诱使其出，后来晋军果因穿之冒从而溃退。明乎此，可知杜牧其实便是必定唐军面临对手（吐蕃）的长时间军事优势，挑选的是据守以待其师老无功的正确战略，而不是冒险出战致使“交绥而退”。这也与这以后对唐宣宗之“今陛下用善良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赞语相照顾，更与杜牧所支撑的晚唐牛党在边远地方上对立用兵，一意绥靖的建议相合辙。设若将“交绥”了解为“交兵”，则即意味杜牧这儿是斥讽我军怯战，在《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这样正式严肃的文章场合，杜牧绝无或许如此“孟浪”。
通览《夔府书怀四十韵》本诗，也彻底看不出“凡百慎交绥”句有劝谏诸将求和避战之意。此诗以“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开篇，首先即标明国家处于危险之际，而诗人的心情即为“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这是显着的以踔厉奋发自励。诗中言“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便是在给当朝君臣树立起一个进步有为的政治典范，而贞观政治的完成是以文臣敢谏、武将善战为根底的。相同，“凡百慎交绥”句之前的“南宫载勋业”一句，触及东汉开国的二十八名臣（后来杜甫《谒先主庙》诗中有“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之句，所谓“耿邓”，即从汉光武帝起兵的耿弇、邓禹）业绩，也无非进一步以前代前史上活跃进步的出色典型来鼓励当朝将相活跃建功立业，不行持禄。所以清人仇兆鳌解《夔府书怀四十韵》终究八句云：“深期济世之人……前曰‘总戎存大体’，惜其遗患于诸镇；此曰‘凡百慎交绥’，冀其敌忾于外夷……南宫工作，望之当事大臣，勿谓交绥而退可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可谓深得杜旨。
将“凡百慎交绥”强解为“慎重用兵”（本质便是对立用兵），除了因为对根本字词训释和诗意了解的误差外，终究的原因在于不能正确看待杜甫辩证的战役观，换言之是将杜甫所乐见之勇武振奋与杜甫所深非的穷兵黩武相混。杜甫的确对立不义之战。玄宗控制后期的大开边衅，杜甫不只其时即能在一片疯狂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警世先声，时过境迁之后，他还充溢惋惜地追议：“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响马蕃寇总退标语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悯之心悲痛展现战乱之苦的诗句，就更是不乏其人。可是假如据此认为杜甫有“一贯的反战心情”，显着与实践不符。杜甫对战役的严酷与损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此，他又深知许多时分非以战而不能止战的道理。在面临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和西南军阀骚乱这三次较为严峻的军事危机时，杜甫皆作如是观，而绝不是一味谐和退让。
安史之乱产生之时，在京洛一带的士人特别是陷贼者集体中，的确产生过类如后来抗战时期有些人宣扬的“曲线救国”论调的屈服建议与实践，但杜甫不只本身不肯屈身事逆，并且在形势没有明亮乃至会呈现像九节度相州惨败这样的严重重复之际，仍然坚持与贼作战之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三吏”“三别”，旧说多认为题旨是伤风战乱与悯怀大众，可是这种伤风悯怀，绝不会导致杜甫连支撑伐叛战役的心情也会抛弃。《新安吏》的终究十二句再三抚慰被逼应征的年青壮丁，让他定心参军，其关键性的理由便是诗人认为其时王朝所进行的是一场以顺讨逆的正义战役，“况乃王师顺，抚育甚清楚”，在杜甫看来，作为王朝子民，投身于此乃至支付献身是为义无反顾，虽然这一知道不免有前史限制，但体现出杜甫面临暴乱实力的坚决心情。相同，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的吐蕃攻陷长安事情以及这以后两年的西疆边防危机，也一度轰动全国。史载吐蕃陷京时，“（代宗）出幸陕州，（长安）官吏藏窜，六军逃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刻远在西南边隅的杜甫，一方面挂心于长安周围的“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伤春五首》其三），悲痛宣布“六合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的质问，另一方面又鼓励西川主帅严武能在南线给吐蕃以控制，“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体现在其间的主战心情都是显豁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因为严武的早逝，蜀中产生崔旰之乱，并牵连到山南一带，朝廷对此一意姑息，授命前往平乱的杜鸿渐唯知抚绥，而各地藩镇亦张望拖延，乃至诈降实叛，对此杜甫深认为非。其意在《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壮游》《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等一时之作中重复申说，向来注杜者多有发覆。如卢世傕解“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往在》）云：“时藩镇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东，布昭王命，使主将率民入关，以敌忾乎？”（《杜诗详注》引）黄生则评《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云：“时诸将连兵讨崔旰，输赢未决，杜鸿渐以节度使让旰，而使诸将各罢兵。公盖深愤此事，故于诗中吐露之曰……夫旰罪当诛，必然藉兵，今乃与诸将同拜朝命，功罪不明……必杀崔旰，愤始摅矣。”（同前引）假如取其与后来《诸将五首》诗中“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故答泰平”等句对读，可知杜甫在各种有害王朝安定的表里危机接近之时，历来都力主猛进反击，坚决对立行偷安躲避之计，“凡百慎交绥”一句，意正在此。杜甫关于战役的心情，只能详细情况具体分析，混为一谈，不免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