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巨著：为何是孔子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下)2024上海书展④

时间: 2024-09-01 23:44:07 |   作者: 云开平台

  《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一书受到了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汉斯•约阿斯和贝拉学生萧阳的高度赞扬，一致认为，这本书可能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对宗教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至为重要的原创性著作之一，该书继承自黑格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以来的宗教研究传统，系统而博学地重构了历史中的宗教

  【导读】孟子和荀子思想在孔子去世一个多世纪后，如何继续将儒家丰富又有自己的特色？虽然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子以法家思想帮助秦国统一，儒法张力如何相随至至少是1911年清王朝结束？本期书摘源自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贝拉教授力作《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中第八章，重点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各自主张，最后为何儒家影响至今。行文分上中下，此为下篇。

  《人类进化中的宗教》自2011年出版以来，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和杜维明等知名学者均亲自推荐。该书更是被誉为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对宗教历史和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创性著作之一。2024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该书系统地分析了自人类早期文明至轴心时代的宗教演变历程，深入探讨了宗教史与人类进化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宇宙论视角下的宗教人类学观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借镜中观察中华文明，有助于读者从文明互鉴角度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家中，孟子与孔子是仅有的两位其名字被译成拉丁语的思想家，这体现了他们的重要性。《孟子》一书由孟子撰写并由其弟子补充，是儒家传统的基本文本之一，与《论语》相似，主要由轶事与对话构成，但选文更长，推理也更充分。孟子虽视孔子为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但他出生时孔子已逝世近一个世纪，他要回应的思想世界也比孔子面对的世界要更丰富，也更复杂。因此，许多我们归于孔子的思想其实就是由孟子增益的。可以公允地认为，孟子视孔子为角色榜样。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四处巡游的教师，试图说服诸侯实践其学说。不同于孔子仍盼周王朝复兴，孟子则期待新的天命与新的统治者，缔造出孔子所希望的公义社会。孟子与同时代的许多人共同怀有一种天启式的盼望，即时间在为‘道’的复元而做准备。

  孟子表现出了对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让人吃惊的一种融合。根于君子之心的乃是四种首要的美德，即仁、义、礼、智，它们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至少都有发端。

  由于自我修行，即使有困苦灾难，君子亦将固守好德之心，而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确保民有恒产，孟子认为这是君王的责任，在君子是统治者之有效劝谏者的意义上，这同样也是君子的责任。因此，孟子抨击那些置民于悲惨境地的贪婪统治者，不仅仅是因为惨无人道，而且也因为统治者剥夺了人民好德的可能性。

  在其社会批判中，孟子可以与道家一样严厉。他批判梁惠王不成其君，没什么比他所处时代的连绵不绝的战争以及战争的缘由更让孟子怒不可遏了。孟子的这一平民主义面向明示，从长远来看，有决定性的乃是人民：

  根据孟子的非暴力主张，邪恶的统治者只是被抛弃，而不是被推翻，因为人民将转向好的统治者。孟子明明白白地将一种道德标准提升到既存的政治现状之上，正是这种提升使得他成为古代中国的轴心转向的代表。虽然没放弃政治等级制所要求的礼节，但是，就德性而言，他将真正的君子置于所有统治者之上。

  儒家显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友谊唯有在相等者之间方有可能，而不是在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在此，君子坚持自己德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暂时接受了统治者暧昧的合法性。

  所以，孟子虽然相信人民有最后的决定权——确实，当他引用《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时，他表达了一种民声即神意的观点，并因此可在某一种意义上被合理地视为一个平民主义者——但是，他也坚信德性精英的存在。

  孟子相信，每一个人，本性即有德之端，也有大量无关道德的其他之端。正如葛瑞汉指出的那样，汉语中的性（nature）的意思与我们的天性（inborn nature）所指的意思不尽一致，而是意味着在生命过程中的发展的潜在能力。所以在此，人性善存在于这一事实，即如果人的主要德性得到了合适的养育，则每一个人都有发展它们的潜力。

  孟子倡导的自我修行之法可能与道家先驱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孟子·离娄下》中有一处简短的文字：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此，孟子使用了道家常见的婴儿象征，但他也许强调的是婴儿的道德潜力，而非其前道德之力。

  具体而言，孟子讨论了气的养成，这种生命能量是我们道德行动之可能性的根源，他使用的是一个几乎与《管子·内业》中相同的词——浩然之气，当它得到适当的养育，则塞于天地之间。

  在此，我们得知了一种自我修行，它虽然明显与《管子·内业》中的自我修行相关，却以一种《管子·内业》所不曾涉及的方式与道德相联系。对孟子而言，心是道德情感的根源，如果得到适当的发展，即可有识别能力，因此，它也包括那些我们可视之为心智（mind）与心灵（heart）的事物。所以要点在于，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发展出成熟的道德意识的潜力，但是，只有尽心竭力地进行道德的自我修行才可能成功地实现它。由于生存压力所迫，平常人虽有道德天性，却缺少时间与精力去充分发展它们。所以，如果一个好德的统治者提升与外推他的德——在这个词几乎就是指物理能量的上古意义上——那么，人民就能够回应。与之形成对比，无论富足还是困厄均会坚守德性的就正是德之守护者（keeper），即君子。

  在对核心道德问题的全部讨论中，孟子总会不厌其烦地谈及天。一个新的、更好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在那里，一个好德之君，或一个可接受好德的谋臣之谏议的君王，将统一全国，并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至于这种时代何时也许会出现，孟子准备接受天之所命。中国统一真正到来的方式并不是孟子所设想的那种方式，但他支持的那种理想后来从未被遗忘。

  荀子是战国时代第三位伟大的儒家思想家，堪与孔、孟比肩，虽然与孔、孟相比，他的声望经历了更多的沉浮起落。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保存相对完好的著作与他伟大的儒家先辈的著作不一样，因为《荀子》是一部并非由轶事与对话，而是由论证完备的论文组成的文集——涵盖了战国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个时代其他大多数重要思想家都作出了批判性回应，并在此回应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倪德卫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可在现代意义上被描述为‘学术性的’哲学家。葛瑞汉认为，（除了荀子）汉代以前的思想家，无人能将其所有的基本理念都整理在如此条理分明的论文中。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则走得更远，以至于这样说，荀子涉猎的知识领域超出了中国古代任何其他的思想家，唯有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可与其相提并论。

  荀子在公元前3世纪面对的社会形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孟子在公元前4世纪所面对的要更为恶劣，而荀子延续了激烈的社会批判传统。虽然由于大力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义务，所以他对社会秩序的理解是等级制的，并且与所有的儒家一样，他无法设想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却没有君主政制，没有道德精英的引导，但是与孟子一样，他仍然将人民看作统治者之正当性的晴雨表。

  与中国早期的其他思想家差不多，荀子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即人民为本，统治者只有在关心人民的时候才是正当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制度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其中，人民将在他们自己的政府里面有话语权。道家摆弄的是根本不要政府的理念，但按照这种指示，唯一实际的方式是从社会中抽身而出，去做一个隐士。荀子与其他儒家则认为，人民自治的理念只是一个适合上古的药方。

  就荀子而言，人性恶（human nature is evil）——也许译为人性坏（human nature is bad）更好一些，因为根本恶（radical evil）这种理念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的理念来自他的这一认识，即我们的本性主要是由大量贪得无厌的欲望组成的，如无管治，便也许会出现类似于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为每一个人都试图以他人为代价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也许在公元前3世纪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孟子的温和理念，即除了大量欲望之外，人的本性至少还包含着道德冲动之端，对荀子来说似乎是过于乐观了。对荀子来说，外在的规训就是道德发展的秘诀，但同样是对他来说，内在之物也必然理解并想要这种规训。

  对荀子的长期声誉造成更大伤害的，可能正是他对孟子性善论的拒斥。理解荀子的立场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本性就是坏的，那么，人一开始是如何变得有德性的？按照他自己的看法，孟子亦有同样的问题，因为道德冲动苟失其养，即会迅速枯萎，那时，谁还会有动力去照管它们呢？在二人那里，答案都是心（heart或者heart/mind），但是，这一答案又引出了新的问题。对孟子而言，心似乎是道德直觉的根源，而道德直觉则有着养育人之本性的道德冲动的力量，直至它们通过自我修行而缔造出一个本真的道德之人，即君子，后者又反过来可以指导其他人。我们正真看到，他也许是从原始道家的《管子·内业》中提取出这个理念的。

  在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隐喻中，心对荀子而言就像盘水（still water）：它可以完满地反映实在，也可以引导我们向善。但是，水易起波澜，所以，心并非永无谬误的仪器——只有经过适当训练的心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引导我们。

  正如天是宇宙之主，君王是一国之主那样，心也是五官（天生）之主。在此，我们正真看到了一种共振，它不是巫术的，而在中国语境中肯定是宗教性的。

  有些时候，荀子似乎是这样来理解心的：它计算、衡量，也看到了无序对人类是有害的，秩序则是有利的；所以，确立道德秩序是一种克服无政府状态与暴力的方式，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善。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荀子相当清楚地假定了，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善，就是我们人性的真正本质。对君子，也就是道德的人而言，没有自我利益的算计，只有蹈仁履义。然而，当 心得到适当的修行，就不会反复无常与放诞任气：它关心的将是真正的道与体现道的 礼——它将不会偏离圣王的典范：礼者，人道之极也。

  我还没有强调荀子比较专制主义的方面，在一个单纯以礼仪来治理似乎不大现实的时代，他愿意使用刑罚，甚至愿意与不那么高尚的统治者妥协，只要他们比那时最坏的统治者好一些。我们别忘记，最伟大的两位法家思想家，即韩非子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不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时背弃了其师学说的字面意义与精神。对荀子而言，道德不是自内而生的，而只能自外强加，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一观念是一种半真半假的陈述，一般被认为是保守的。

  然而，荀子表达或肯定了一些在早期中国思想中随处可见的最激进的理念。首先，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强调道德高于君王与父亲。另外在儒家传统中有着核心重要性的一个等级关系是师生关系。但是，荀子甚至使这种他本人亦身处其中的关系服从于强硬的道德标准：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罗哲海指出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柏拉图），吾更爱真理这一说法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人要达到如此高的道德标准既不轻松，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他必须努力修行以成为一个道德之人，而且在荀子看来，《论语》比《孟子》更集中地强调了一点：（要成为有德之人，就得）通过学习。荀子的成就之一就是强调了五经的核心性与持之以恒地学习的必要性，这甚至是当荀子已相对被遗忘的时候仍扎根在传统中的东西。

  《荀子》第十九章《礼论》专论礼，如我们可能想到的那样，它含有大量的专门礼仪的细节，尤其是由统治者在不同层面举行的祭祀，为君王以及其他人举行的葬礼等。在此意义上，礼就是《左传》中探讨的大事所包含的、是早期礼仪理念的一种延续。但是，《礼论》也包含了对礼在人类生活中地位的更为普遍的讨论，这种讨论甚至几近于一种礼的理论，因此，这是理解早期中国的礼仪思想的最丰富的资源之一。

  荀子坚持，社会中的每一等级都有与其自身相配的礼仪，因此，礼仪秩序强化了所有早期中国思想家——除了道家——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等级制。

  根据荀子，礼仪并非逻辑的，所以不能以浅薄的理论来推翻它。荀子很清楚，以刑罚而治会使得黎民百姓刁顽狡黠，企图只遵从法律的字面之意，而以礼而治则将使他们愿意追求德性。

  由于乐常常与礼相并列，所以，二者共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乐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并涉及情感的形塑。应该留心的是，这同一个字既可读为乐（music），亦可读为乐（joy），这使得这个字的意指偶然会有歧义，有时候也许是有意识的歧义。无论怎么样，音乐对一种完满的人类生活是必要的，而且荀子还因为墨家不同的想法而嘲笑了他们。由于礼仪几乎总是涉及音乐与舞蹈，所以，礼乐之间的交叠是很明显的，因此荀子礼的理论基本上亦可适用于乐。

  在礼与乐两方面，要避免会造成身体伤害的纵欲或（尤其是在葬礼中）自虐这样的极端，就需要学习。道德只可以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以及对过去的伟大榜样的理解才能获得。

  当我们试着理解轴心时代，甚至理解它之前的时代时，我们是在讨论很久以前的世界，也是很遥远的世界。这些社会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如何不同，在它们那里发现我们想发现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又如何有诱惑力，这样一些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儒家思想上，这不单单是因为它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最大，而且也因为它最清晰地表现出了古代中国的轴心转型。我也已经试着说明了，为什么主要的非儒家倾向，尽管在很多方面均合乎轴心思想的定义，却未能在同样的程度上像儒家那样发展出融贯的、能对所有后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都施加批判性压力的轴心文化体系。

  在孔子、孟子与荀子那里，都存在一个理想，即人的自我修行将引导人们与终极的道德秩序合一，与道和天意合一，这对个体来说是可能的，不论社会形势有多么糟糕，而个体又多么未能将好的秩序带给社会。

  罗伯特·贝拉（1927—2013），195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巨擘帕森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享誉世界的社会人类学家，贝拉精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和神学

  公元前221年，战无不胜的秦国军队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再也没比这个时刻更无以复加地表现出政治的失败。不是孟子期待的圣王，而正是其对立面，也就是儒家最为忧虑的那种暴君带来了统一。中国的统一者秦始皇处于法家学说的影响之下，他命令烧毁儒家的典籍，坑杀儒家学者。由于我们对秦朝的了解来自紧随其后的汉朝的作家，而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败坏秦朝的声誉，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书籍被烧毁，多少儒生被屠杀——如果有的话。但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影响之下企图压制批判思想，这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丞相李斯推行了这一政令，也推行了很多使秦国获得普遍权力的其他措施。

  事实就是，秦始皇死后，李斯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在公元前208年被处以极刑；他被施以腰斩。荀子的预言是正确的：秦朝的残酷暴虐使得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而，所有后来的中国王朝，直至1911年清朝的灭亡，都深陷儒家正当化的本质元素与法家统治之间的张力中，而且我们很难说这种张力已经消失了。

  在长逾两千年的时间里，帝国都是由智识精英统治着的；为了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人们必须在向所有人开放的科举考试中互争雄长。在现代之前，这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开放、灵活、公平与成熟的政府系统（正是这种系统给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他们受到启发）。在智识精英政府无法控制专制主义之恐怖的时候，中国历史呈现出了它的阴暗面。

  中国科举博物馆位于南京夫子庙学宫东侧，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2014年，博物馆一期正式开放

  孔子的学说在孟子与荀子那里，以后的岁月中还在更多的儒家那里得到了发展与详述，最终，事实上从早期，并事实上一直到当下，中国传统中最为持久、影响也最为深远的部分正是孔子学说。

  （李念、林晓彤摘编自《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第八章，原文约7.1万字）

  文：【美】罗伯特·贝拉 图：林晓彤整合于网络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